不要官僚統治文化局！ (茹國烈、黃英琦、陳清僑對話)

Ming Pao Daily News 2012-05-25

D04| 副刊世紀| 世紀．HK Culture．All You Get| By 阿釘 林藹雲

香港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文化政策呢？文化局在推動和發展香港文化應擔當怎樣的角色？為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與獨立媒體（香港）請來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與50 多位文化界友好，一同討論文化政策和文化局的挑戰。

文化界討論成立文化局，歷時已有二十載。回歸前，文化人已提出如何脫離殖民地以「文康」為主導的文化管理，制訂政策，幫助本地文化藝術發展，促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成立。文化局隨新一屆特首上任而定音，坊間就它的角色有不少討論。親中陣營認為文化局要發展產業，擔起愛國教育的責任，引起文化局會變成香港中宣部的憂慮。

茹國烈：民間如何推動文化

茹國烈指出，早於1994 至1995 年間，民間及政府已開始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藝發局所擔當的角色。當時，文化界把藝術教育也包含在藝術發展的領域內。1998 年的教育改革，中小學加入了很多文化藝術的科目，同時，1990 年代大學學位增加，亦新增了不少文化相關的科目，如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等。除教育外， 「文化產業」這概念在2000 年引進香港，以往一些被視為與藝術不相關的行業，如電影、電視等，亦被視為文化政策的範疇。「電影發展基金」就是在2000年後成立的，不過它隸屬於經濟及商業發展局。

茹強調民間一直在推動藝術文化的政策範疇，在政府推動產業之前，民間一直有嘗試把藝術帶進社區。直至2000 年後，政府吸納民間的藝術發展工作，推出「文化大使計劃」等活動，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青協等，亦開始為服務對象提供藝術活動。2003 年後，香港發生了一連串與保育相關的事件，如灣仔利東街、天星與皇后碼頭保育等，當中不乏文化藝術家的參與。與事件相關的討論，讓社會對歷史、文化身分、公共空間等有了新的思考和想法。在民間的壓力下，政府重整了古物古蹟諮詢會，又開展了歷史建築計劃。

近年，藝術文化又開始和「城市規劃」及「綠色生活」扯上關係。自1994 年起每隔三四年， 「文化藝術」便因為民間的參與而重新被定義，不斷擴大。

陳清僑：衝突的源頭

陳清僑則重點談發展香港文化政策的問題和趨勢： 「香港的文化政策發展出現了什麼問題？我認為有兩點，首先是香港獨特的殖民歷史。在殖民地年代，政府從來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但不同的文化行業自然地發展，結果當政府要介入時，文化被分散切割到不同的政策部門去處理。第二個問題是，僵化的官僚體制（或公務員體制）難以靈活推動文化。香港的官僚體制發展了數十年，有一套慣用的模式，但文化的發展從來是在體制外的，兩套模式必然有衝突。當我們有了文化局，即使局長是個很有文化視野的領袖，但局長如何與官僚系統訓練出來的公務員協調或合作？香港的公務員訓練只培育『通才』，缺乏文化知識和視野。」

除了以上一些固有的問題外，香港也要面對一些新形勢。一是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影響，以及本土或區域文化的全球化。二是中國崛起，近年中國很積極地發展和展示其軟實力，香港必然受很大的牽動。三是新特首上場，坊間都在說他有新的任務，並引起了最近一些爭論和疑惑，這些改變又會帶來什麼新的狀？

黃英琦：油街成就了什麼

黃英琦指出，民間力量一直帶領本土文化發展： 「過往很多文化政策的進步都是由民間推動的。我舉幾個例子：一是北角油街。香港的藝術創作空間不足，民間和藝術團體便進駐租金低廉的油街，幾個月就成了有機的藝術村。後來產業署要遷走這班藝術家，經過民間團體的討價還價，又容許他們搬到土瓜灣的牛棚。隨西九的討論，又出現了對文化空間的訴求， 於是政府又興建了石硤尾的JCCAC。如果沒有油街， 就沒有JCCAC，整件事是自民間生成的。另一例子是西九。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一夜之間成立，來自各界別的成員聯合做了很多動員和推廣工作，在牛棚至少舉辦了五六次大型論壇，並刊登大量廣告。結果，西九在2006 年初得以推倒重來。又例如教育。政府的教育政策從來不重視藝術教育。但民間補足了很多政策的空位，如2006 年成立的兆基創意書院。這種公民社會帶動政策發展的狀在其他政策範疇不常見。新成立文化局將要面對強大的民間力量。」

在這個民間主導的力量下，黃提出了共創（Co-creation）的概念： 「政策需由下而上，由社區參與，co-create 出來，不能由上而下， 閉門造車。

Co-creation，不是搞一個大型諮詢會，每人舉手說3 分鐘那種，而是要做到真正的下而上。上星期我去了英國，遇見我的好友，丹麥文化局長。他告訴我一件開心事：他邀請了15 個由18 至25 歲的年輕人，擔任他的Young Adviser's Council，因為政府裏已經有很多成年人做決策，他就找些青年，每3 個月一次與局長會面，討論如何改善文化政策，文化局會嘗試落實他們的建議。香港的文化局能實行這些嗎？ 」

至於如何打破僵硬的官僚分工和分散的決策，黃指出文化局應擔當文化捍衛者及倡議者的角色，把文化政策滲透進其他的政策範疇，例如在地政和規劃，如今文化最缺乏空間，但文化局長是否真的能去規劃部門，找這些空間出來？又例如媒體空間上，文化局是否應在例如版權條例上向商務局表示反對？又例如文化和旅遊，一些社區文化景點，如灣仔藍屋，將來能否發展成有文化教育意義（而非由消費形式堆砌）的旅遊景點？

「文化界聯席會議2.0」的周俊輝在回應時則提出有關文化局的討論存在分化文化界的隱憂： 「最近看電視談文化局，節目指出目前大部分資源都落到九大藝術團體的資助，其他行家看到，當然不高興。我不希望圈內出現分化。此外，圈外人也會以資源爭奪的角度去理解。昨天我去了一個電台做訪問，一位聽眾說，那麼多老人在執紙皮，民生應是優先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人視文化為『精英』的東西，與基層對立。但文化其實與基層的生活息息相關。」

此外，台下不少回應均認為文化與政治無法脫，尤其是當香港沒有制度民主時，文化局會否被建制動員民粹的政治所牽制？甚至服膺於管治者的政治圖謀呢？在這政治張力下，有的質疑文化局是否要急於上馬？有的則認為民間要做好準備，監察文化局的一舉一動。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 「在制度裏倡議文化的搭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