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關於文化部，你該知道的八件事！(鄒欣寧)

PAR表演藝術雜誌 2012/06/13

文化部掛牌成立了，可是對大多數人來說，從文建會變身文化部，到底有什麼不同，相信還是霧煞煞。本刊特地整理出提綱挈領的「八件事」，讓大家知道，文化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文字／鄒欣寧】

1. 從「文建會」到「文化部」，改的不只是名字！

盼了好多年，文化部終於現身登場，接下來，它將帶給我們什麼？（劉振祥／攝）

二○一二年五月廿一日，中華民國文化部正式揭牌成立。儘管大環境不景氣、社會氛圍焦慮，從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而來的文化部，仍然成為矚目焦點。

從文建會走到文化部，事實上花費了廿四年的時間。一九八一年文建會成立後，原本被期待協調、統籌散落於各部會的文化事務，卻因編制人力、預算不足，政治生態長期將文化邊緣化的現實，使文建會逐漸成為執行業務的單位，無法有效進行跨部會協調、擬定文化政策。 八八年時，政府首次拋出文化部組織的第一版架構，引起藝文界廣泛討論，此後卻歷經多次擱置、重提，例如，○二年時曾想改制「文化體育部」；○四年時有「文化及觀光部」的提議，這些參考英國、法國、韓國等國文化主管機關的提議，分別在藝文界、體育界、觀光界的爭議下撤銷。

二○一○年，希望精簡政府組織，讓行政運作更有效率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三讀通過後，有了法源依據的文化部於兩年後正式上路，下轄七個司：綜合規劃司、文化資源司、文創發展司、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人文及出版司、藝術發展司、文化交流司。

既然要精簡組織，文化部也就整併了原先的文建會業務，和新聞局掌管的出版、流行音樂、電影、廣播電視產業；原由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的政府出版品業務；原歸教育部管轄的文化、展演館所。

從文建會升格為負有專責的文化部，代表的是為整體文化政策打地基、定方向，藉文化強化國家競爭力。具體地說，就是讓「文化」從弱勢變成和其它部會平起平坐的地位，或是變成首任部長龍應台自許的「柔性強勢」！「或許」爭取到更多編制和預算，「或許」得到更多跨部會合作。但，為什麼說或許……

2. 巧婦能為無米炊？預算學問大

要錢、要人，是首任文化部長上任後面對的最大難題。民國百年《夢想家》事件後，大眾對文化預算怎麼編、怎麼花，前所未有地關注。馬英九競選第一任總統時提出「文化預算占總預算百分之四」，因觀光併入文化部的前提未成立而沒兌現。

二○一一年，文化預算占總預算的1.57%，較前一年度多0.06%，這個數字離龍應台在○八年時發表的「台灣未來，一塊三毛？四大問就教於總統候選人」中所期待的「文化部的年度預算要從0.38％提升到2%」，還有一段距離。

文化部上路，第一年預算編列一百六十點八億，距離理想兩百億，也還一段距離。有距離的還包括人力編列，政府配置1,247人，預算編完，還差172位人力。馬英九總統在文化部掛牌當天說，龍應台善為巧婦無米炊，在文化局長任內募款能力強；但文化部因法令限制，不能向民間募款，龍應台坦言，對爭取預算「有不好的預感」。

對於開源，過去龍應台曾倡議，將彩券盈餘的百分之十用在文化項目。但依現行法規，此收入應用在社會福利和國民醫療保健上，能否納入文化，尚須爭取修法。

目前，下年度文化預算還在編列中，對表演藝術界來說，關注的不只是未來資源能否提升？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經費使用情況能否透明化」，無論是還在檢調偵查階段的《夢想家》，或是未來的專案活動，都應清楚公開提撥內容。

3. 跨出去、合起來：文化部發揮效能的關鍵

過去，文建會最為人詬病的缺失是，無法有效協調、統籌跨部會的文化事務。待升格為準文化部，漢寶德、朱宗慶等藝文人士曾為文表示，以相同的「部」層級溝通其他部，恐將更難進行協調、干預其他部轄下的文化業務。

對文化部是否延續文建會時「弱勢部會」的宿命，藝文界普遍持觀望態度，原因無他，台灣政治圈長期以來漠視文化，唯有關乎選情等政治利益時，才登高一呼，挾文化站台，大吃文化豆腐。

龍應台在五月廿四日的首次政策展望記者會上，列出未來文化部將跨出合作的部會與溝通內容，包括有許多法規待與內政部協商修改；十一個海外交流駐點，需仰賴外交部（和過去新聞局部署）資源；由於台灣歷史環境，許多古蹟建物隸屬國防部，未來文化部需和國防部推動聯合資產保存與開放；需要陸委會共同推動與中國文化產業、藝文活動的交流；此外還有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僑委會……

跨部會協調，要有嫻熟專業的文化事務官，如何在過程中降低溝通成本，也是一門學問。龍應台在台北市文化局長任內，曾花三年半時間協調各處室，在實施公共工程時注重樹木的維護與保存。我們是否能期待，她有同樣能耐，為百年樹人的文化事業與其他部會持續斡旋？

4. 「文化公民權」需要的「蝴蝶效應」

文化均富、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公民權、文化下鄉……從文建會成立至今，這些政策標語多所轉變，核心精神大同小異，訴求都是讓文化普及於全國各區域，不讓文化生活、藝術活動成為都會居民的特定權益。

文化部上路，推出的施政方向也首推「泥土化」，並參照《天下雜誌》的「319鄉」專題概念，定出「7835文化發展」，意指將文化深入推進全國7,835個村落鄉鎮。龍應台強調，施行上和過往的最大不同，在於文化部不再被動等待地方機構申請，而是主動尋找「領頭羊」的角色，協助其串連零散的團體，發揮整體力量。

龍應台也以藝文團體下鄉巡演為例，未來將把電影併入其中，針對偏鄉學童民眾巡迴放映。此藍圖規模更宏大的，在於將「泥土化」和「國際化」結合，協助各地方政府與國際姐妹市進行文化交流，例如，讓台東與拉丁美洲的原住民藝術家進行原住民藝術交流。

文化部的目標固然充滿理想性，施行上卻有眾多問題必須克服。最關鍵的，在於無論村落或地方政府，領頭羊都需要一定的文化專才，以表演團隊巡迴各縣市鄉鎮的經驗，最常詬病的就是沒有專業人才居中協調、溝通，例如，劇團尋求進駐場所，卻遇到地方政府無負責專人而不了了之的狀況。

龍應台深知人對推動文化的重要性，也曾期許文化部養出一群上位者怎麼換，都能穩健經營的文化事務官員，然除了中央事務官，也須督導、強化地方文化基層人員的任用，將是未來讓文化在7,835個村落生根最需要的「翅膀」。

5. 歸誰管，學問大：附屬文化部的表演藝術場館
國家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等五個文化館所，已於文化部上任後從教育部改隸文化部。目前文化部總計掌管十九個附屬機關，如何統籌各場館文化資源？
龍應台提出，「這些附屬機構在我們整合成文化部之前，比較各行其是，比較沒有一個為總體的發展計畫去同心協力」，未來將為此十九個場館規劃總體目標。
在這些場館中，引起表演藝術界關注的，首推目前正擱置在立院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亦即文化部五月十六日發布的組織架構圖中「國家表演藝術院（原中正文化中心）」。
資深評論人王墨林認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的條例仍有許多模糊地帶，例如除了兩廳院和衛武營劇院，其他興建中的士林台北藝術中心、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等，是否也歸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管？而掌握全國表演藝術事務和資源分配，是否會讓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為超級權力中心，又該如何避免資源過度集中的問題？
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夏學理認為，既為「國家」層級，就該設想要達到怎樣的高度，並據此立法設定明確的管轄範圍、權責和監督機關。朱宗慶和簡文彬也發表文章表示，場館藝術總監的權責必須更清楚訂出，法令和制度問題如不清楚周全，上路後恐問題重重。對一般大眾來說，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相關法令牽涉到的，是未來觀賞內容的品質與走向，箇中學問豈不大？
6. 文化部＝文創產業的推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於二○一○年三讀通過，比照工研院幕僚、智庫角色的「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簡稱「文創院」）也即將成立，文化部亦設立「文創發展司」，負責文創政策與法規的訂定，以文化創意創價的重要性和發展趨勢已不言而喻。
然而，是否所有的文化創意都需「創價」？是否只有能創價的文化創意才被政府機構和法規認可，進而予以扶植鼓勵？更具體地問，文化部的文創發展司、文創院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藝會）未來如何分工？
龍應台表示，具美學價值、追求原創性和卓越性的創作，由國藝會補助獎勵，並將可能產業化的作品轉介到文創司。文創司則針對這類文化內容，建構經紀平台、交易授權、文創咖啡廳（參考美國Kickstarter的創業平台）等中介體系。
國藝會執行長陳錦誠則在日前表演藝術聯盟舉辦的「國藝會的創新思維」座談中表示，未來一旦國藝會的資源變得有限，獎勵策略上將不再「惠而普」，將以金字塔結構分配補助資源，「假設基層有一百個、第二層十五個、頂端五個」，經費均分三等份分配，而具有國家競爭力、「能站上國際舞台讓台灣被看見」的團隊，便是位居頂端者。
對藝文工作者來說，上述扶植鼓勵辦法，未對追求美學、原創卻不獲市場青睞的創作給予明確的保障，對鼓勵多元、原創作品是一大隱憂；而如何避免日後藝術創作者以商業思考引領創作，或是某些團體假藝術之名行獲利之實，也都是值得商榷之處。另一方面，「產值化」雖加強投資方與生產者連結，對於國內藝文工作者的薪資、社會福利、保障等等基本權益卻隻字未提。以文化官員最愛援引的文化大國法國為例，除了政府有效擴大表演藝術市場，「表演藝術工作者薪資給付制度」更確保工作者的穩定成長；反觀國內藝文表演工作者（特別是藝術行政、幕後技術人員）的流動率如此之高，怎可能撐起「產業」所需的從業人口？
7. 誰才是「始作俑者」？藝術教育與人才培育
無論文化創意是否產業化，生產者／創作人才是箇中核心。文化部施政規劃報告會上，龍應台表示，「對創意的人口，我們有的思維是，為了要培植創意的人才，而去做所有挹資，而不是倒過來去看說，你這種創意是有產值的，我才願意投資，因此，在講產值化之前，我想要先說，對於創意人才的培育我們會有整套的整合辦法出來。」
如今整合辦法出爐仍需漫長時間，然而，國內早對藝術人才的培育多所討論。在文化部成立之前，邱坤良、朱宗慶等人都曾為文針對「高等藝術教育機構」是否從教育部改歸文化部管轄進行探討。
然而，即便將藝術大學改隸文化部，讓高等教育人才獲更集中專業的訓練，卻仍無法解決中小學直到現今仍未改善的藝術教育問題。師資人才不足、九年一貫教育新制無助降低升學壓力等因素，讓藝術教育始終未能在中小學真正「泥土化」。而培養藝術專才的藝術才能班，也因缺乏完善、長期、階段性的計畫，耗費不少學習成本。舉例來說，舞蹈班的學生因無完整配套的教學規劃，技術能力參差不齊，導致每升學到下一階段，教師都需「從頭教起」。
另一方面，政府對已育成人才也缺乏獎勵其繼續發展、成為專業工作者的辦法。例如，許多義務役國家都有藝術家培育方案，若有在國際級競賽中獲得獎項等成就，可免服兵役等，對舞者等有「黃金期」的表演工作者來說，不致造成訓練中斷，也有助於繼續深造。
如何取得教育部密切合作，把藝術實質普及於全國學生，將是文化部在推廣藝術教育上的艱鉅考驗。
8. 國家競爭力的籌碼：文化部與國際交流
文化部設置「文化交流司」，意在進行全球文化布局，內容涵括「推展影視音及出版產業國際通路」、「建立博物館跨域連結」、「推展線上多語文臺灣文化『工具箱』」、「培訓國際文化事務人才」等。 龍應台以「文化工具箱」為例，假設台灣參與國際電影節，可主動提供主辦單位一包含策展內容、主題規劃、已授權放映影片和邀請影人清單等全面性的工具箱，有助增進國際城市對台灣藝術創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也易於開展日後的合作關係。
以「司」層級擬定國際文化交流方向，展現了文化部高度企圖。文化不只對內有播育之責，也肩負對外展現國力的重任，這點從國藝會未來計畫重點扶植「能站上國際舞台」的金字塔頂端團隊，亦可見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運作上，文化部將以高達百分之五十的經費投入兩岸交流，龍應台也拋出「兩岸文化前瞻論壇」，期待與北京就文化思維、政策進行討論與溝通。
在民間交流早已如火如荼進行之際，這樣的論壇能否成行、又能否延展出更具體的協商內容，例如，國內表演團隊前往中國演出，經常面臨演出經紀公司品質參差、缺乏保障等千頭萬緒的問題，就看文化部的下一步，如何細膩布局、具體實踐。
【完整內容請見《PAR表演藝術雜誌》2012年6月號；訂閱PAR表演藝術電子版】

文化局如何發揮職能？(何志平)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2012-05-29

A18| 時事評論| By 何志平

最近，文化局由誰「掌舵」的問題不斷見諸報章，一時間，各種傳聞漫天飛舞，令人眼花繚亂。不過，相較文化局的掌舵人選，文化局本身更值得討論。

在細究文化局做些什麼之前，討論誰做局長，只是本末倒置。

筆者曾經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和藝術發展局主席，有份參與香港文化政策制訂。在我看來，當前市民對文化局的細節和職能還尚未清晰，有些想法和疑問，因而覺得應該把一些觀點提出來跟公眾討論。

「文化」可分三種層次

按照一般概念，文化局是推廣文化政策的機構，但對於「文化政策」本身概念的認知，社會各界並未達成共識。這就必須先要搞清楚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政策」？

文化在漢語中是「人文教化」之意，西方有學者認為，文化廣義上可以泛指所有人類的活動。

綜合諸家之說，我暫且把文化分為三個層次：一、首先是市民日常的「生活文化」。一個地方的衣食住行等習慣，其實就是文化的體現，過去香港並無文化政策，但絲襪奶茶、鴛鴦等特色飲品，已經暗含香港華洋共處的文化特色。

二、再高一點的層次，是「高雅文化」。以八大藝術的分類，就包含了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和電影，這是較為容易量化的文化，也是一般所說的「藝術文化」。

三、更高一個層次的「精神文化」。則是日常生活和高雅文化的昇華，或者是社會價值系統的總和，宗教和哲學都是精神文化，香港早幾個月經常見諸媒體的「核心價值」，也是一種精神的文化。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1992 年在墨西哥城舉辦的「文化政策世界會議」中，曾對文化下了一個全球性的定義： 「文化是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知識和情緒特徵，使一個社會或社群得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

那麼，政府可以就上述三種文化的哪一種進行政策推廣？ 「生活文化」由市民自發，是常年累月的生活習慣，這點政府不能干預；至於「高雅文化」，政府確實應該協助其發展，不過卻早有各種資助政策，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藝術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就是政府分配藝術發展資源的機構；而「精神文化」則有整合全社會民眾意志的作用，保證社會的內聚力，令社會有序運作。香港的《基本法》包含的，就是各種的「核心價值」，但是「精神文化」卻十分敏感，政府難以加以引導。

政府的「文化職能」至於政策，也可從政府現行政策的角度來思考。眾所周知，政府既是權利及公共資源分配的機構，也是引導或限制的機構。就這個概念來說，其實政府的公共政策全部都有文化內涵，小至清潔的街道，大至政府司法、立法和行政機關的建立，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以香港來說，與文化明顯有關的公共政策，可從狹義到廣義，分七個主要的議題：一、文化創新：即藝術發展創新的政策。

正如文前所述，這個工作目前由藝術發展局和康文署來承擔。

二、文化傳承：包括設立圖書館和博物館，用以保存文物、歷史、古物和古，以及歷史、檔案、地方志等，以便市民可以接觸文化，令文化可以傳承，不至「失根」，這既可以針對學生，也針對社會的全體大眾，目前由康文署、發展局、教育局及政府新聞署負責。

三、文化教育：是把文化的知識向下一代傳播，令下一代和整體社會的意志保持一致，令下一代不至出現反社會的傾向，這包括在中小學加設文化相關的課時，在教育的政策當中選擇符合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教育項目，目前教育局已在負責此項。

四、文化傳播：則是新聞和媒體政策，香港的電視台和電台製作何種節目，希望向公眾傳達何種文化訊息，都在此列。

五、文化產業：可以分對外和對內，對外是把文化自我定位，其中旅遊的推廣，多少就是把本地的文化重新包裝，並向外人展示的過程。而對內，則是把本地的文化賦予產業意義，令其重新煥發活力，古的活化和再利用，就是一種由文化轉為產業例子。

六、文化身份：包括使用什麼語言和建構什麼身份等的語文政策，現時最主要由公務員事務局的法定語文事務部及教育部門負責，保證使用的語言和文字可以統一，不至在社會上產生歧義。

七、核心文化價值觀：就是精神文化，其中包括宗教、哲學、思想的研究和工作。文前也有論及，這則或多或少與我們的整個社會體制有關。

以上列舉的，都是文化含金量比較高的公共政策，也可以說是「文化政策」的核心組合。由此可見，根本上沒有一個政策可以說是「文化政策」，而我們常掛在口邊的「文化政策」；正確點來說，可能只是「文化藝術政策」而已。

如果真的要推廣文化，大半個，以致整個特區政府都須要投入工作。因此，恐怕香港真正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局，而是一個文化政府，一個有文化視野、文化抱負和文化承擔的政府。

作者為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

Singapore: Art act to follow

The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2012-05-25

Executive Lifestyle| Arts| By Vincent Wee

With monolithic shows such as ART HK 12, Hong Kong is burnishing its credentials as the premier city of the arts, raking in, with China, more than 40 per cent of the world's auction moolah, reports HELMI YUSOF

ON the ordinary Portland Street in Kowloon, there is a quiet row of coffin shops situated on the ground level of a tenement building. When chatty Hong Kong residents pass it on their daily shopping rounds, they customarily lower their voices.

Somewhere above these coffin shops, there is a vacant apartment whose grimy windows are splattered with blood. On the walls hang artist Yu Lik-wai's macabre photos of dead people's spirits who linger in hallways and along the streets. Every day, hundreds of visitors come to view the photo exhibition - as if to pay respects to the dead rather than appreciate the art.

A stone's throw away from the exhibition, surrounded by street-side stalls and fortune-telling booths, there is a giant black box with a door. Enter the box and Tsang Kin-wah's inventive multimedia work invites you to ponder life and death with its fantastical assault of words and sound effects.

These are just two of 10 public works by Hong Kong artists scattered near one another in the neighbourhood, an initiative by M+ Museum - a new "nomadic" Hong Kong museum without an actual building.

Welcome to the new Hong Kong, a place flourishing with art to the degree that several dozens of exhibitions and performances occur almost daily in assorted corners of the city.

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s art and gallery scene has gone into manic overdrive to support the burgeoning Chinese art market. Today, international galleries are scrambling for a place in the city because the Western artists they represent demand that their works be seen in Hong Kong.

Recently, more than 15 new galleries opened around Hong Kong. They include the world's swankiest names such as White Cube, Gagosian and De Sarthe. And their exhibitions typically feature big names from Claude Monet to Anselm Kiefer to Takashi Murakami.

Says John McDonald, a respected art critic with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for 30 years: "The surge in art only became very visible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years. And the simple reason for that is money."

The Chinese art market, which includes Hong Kong,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in recent years. French website Artprice states that in 2011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41.4 per cent of the world's auction market while the rest of Asia made up less than 2 per cent.

Well-known art economist Clare McAndrew published a report putting China's share at 30 per cent. Despite the 11 per cent difference, both figures still put China plus Hong Kong in top position, a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Hong Kong today is a far cry from what it was in the mid-2000s, when its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was weak and the gallery scene small. That all changed in 2006 when paintings by Chinese living artists began fetching record prices at Sotheby's and Christie's auctions.

That very yea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built at the cost of HK$21.6 billion. The arts district features a new modern art museum, numerous theatres, concert halls and other performance venues.

The following year, 2007, saw the arrival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t Fair, or ART HK as it is popularly known. Though it started small and with little fanfare, it grew quickly in size and stature, and is today turning away hundreds of galleries who are jostling to get a booth there.

The fair's swift succes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CH Swiss Exhibition (Basel), which bought a controlling share in the art fair last year. So from next year on, ART HK will come under the prestigious Art Basel label along with Art Basel (Switzerland) and Art Basel Miami Beach.

Magnus Renfrew, who has been ART HK fair director since 2007, says: "The world is tipping eastwards and Hong Kong is in an extremely fortunate geographical position to benefit from this - I don't think even Hong Kong is aware of how much potential it has... It is at China's doorstep, but it is also distinct from China. It has a wide catchment area for buyers from China, Japan, Korea, Taiwan,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nd its people speak English."

Two years ago, auction house Christie's decided that its Hong Kong biannual auctions were so successful that it should open a centrally located 15,000-sq ft gallery to sell works to its Asian clients year round. Just last week, Sotheby's unveiled its own 15,000sq ft gallery for similar reasons.

Eric Chang, Christie's director of Asia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says: "In 2002, we sold about HK$25 million worth of Chinese art at each auction. Today, we sell about HK$650 million worth of Chinese art at each auction. That's more than 2,000 per cent growth - reason enough to expand our operations here."

Hong Kong's art scene is now said to rival that of London and Paris - which all begs the question: What can Singapore learn from this? Can our art scene and market ever catch up with Hong Kong? Can we raise our global art profile and capture a bigger slice of the Asian art market too?

Art observers say it may be next-to-impossible to replicate the heady success of Hong Kong here. Hong Kong's proximity to China offers distinct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But Singapore's strategic location and standing in South-east Asia are no small potatoes, say observers. Singapore's biggest art fair Art Stage is only two years old. But already it's a magnet for collectors looking specifically for art from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othe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outh-east Asian art may not yet fetch record prices as Chinese art has, but that may be changing. High-end art and antiques dealer Jenny Pat is the granddaughter of famous Chinese painter Fu Baoshi and now star of art-buying series Dealers, which premieres on Discovery Channel tonight. She advises collectors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South-east Asian contemporary player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has risen dramatically in value in the past six years. And a lot of Japanese, Korean and Chinese contemporary works have been extensively covered. But there is quite niche Indonesian and perhaps Vietnamese and Filipino contemporary art that is quite good in quality and still rather underpriced."

Gallerist Richard Koh of Richard Koh Fine Art showed in both ART HK and Singapore's Art Stage. He says: "South-east Asian art is Singapore's selling point and Southeast Asian artists do well here in terms of sales... The main difference, I see, is that art in Hong Kong seems to get a lot more international press coverage than art in Singapore because there's just more money there." He says that when ART HK is renamed as Art Basel Hong Kong next year, the art media spotlight on Hong Kong will only intensify.

Gallerist Valentine Willie agrees. He says: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beat Hong Kong, but being No. 2 is not bad. The best strategy for Singapore is to strengthen our expertise in South-east Asian art, so that we can distinguish ourselves from Hong Kong."

Is catching up with Hong Kong a pipe dream? Comparing the two cities' annual art fairs alone, Singapore's Art Stage is half the size of the ART HK: Art Stage in January had 130 galleries and attracted 31,000 visitors, while the recently concluded ART HK had 266 galleries, drawing 67,200 visitors. ART HK's attendance is comparable to the top fairs such as Switzerland's Art Basel and London's Frieze Art Fair.

But putting the fair scene aside, Singapore's museum and gallery scene have been steadily building up. Its museum scene, at least, seems primed for big things.

Emi Eu, director of Singapore Tyler Print Institute, says: "Singapore has effectively established its museums in such a short time and the gallery sector is budding quite well. With the opening up of Gillman Barracks, I am sure it will contribute to solidify this area." Gillman Barracks is a former army camp that's been made over into an arts hub with 13 top global galleries such ShanghART Gallery and Ota Fine Arts.

As for museums, Singapore Art Museum recently unveiled its permanent collection featuring South-east Asian contemporary masters such as Agus Suwage (Indonesia), Sakarin Krue-on (Thailand) and Justin Lee (Singapore).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and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have always been spoken of in glowing terms. And the upcoming National Art Gallery Singapore, located at the old City Hall and Supreme Court building, aims to be bigger than the rest.

Many art observers also believe it may be futile to try to catch up or compare Singapore with Hong Kong.

Contemporary artist Ho Tzu Nyen, whose sharp, satirical works have been shown in ART HK, London's Frieze and others, says: "Hong Kong has these unusually dynamic factors to spur the scene. But let's be patient with the Singapore art scene and let's not get destructive because our numbers are lower than theirs. It's more important to give it time, find our voice, produce quality works."

A focus on quality works from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 will help our galleries, museums and art fairs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garner respect from global art lovers, critics and collectors - which may, paradoxically, help boost the numbers.

"As for Hong Kong," says gallerist Koh, "let's congratulate them on their newfound success and enjoy the dim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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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官僚統治文化局！ (茹國烈、黃英琦、陳清僑對話)

Ming Pao Daily News 2012-05-25

D04| 副刊世紀| 世紀．HK Culture．All You Get| By 阿釘 林藹雲

香港應該有一個怎樣的文化政策呢？文化局在推動和發展香港文化應擔當怎樣的角色？為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與獨立媒體（香港）請來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與50 多位文化界友好，一同討論文化政策和文化局的挑戰。

文化界討論成立文化局，歷時已有二十載。回歸前，文化人已提出如何脫離殖民地以「文康」為主導的文化管理，制訂政策，幫助本地文化藝術發展，促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成立。文化局隨新一屆特首上任而定音，坊間就它的角色有不少討論。親中陣營認為文化局要發展產業，擔起愛國教育的責任，引起文化局會變成香港中宣部的憂慮。

茹國烈：民間如何推動文化

茹國烈指出，早於1994 至1995 年間，民間及政府已開始討論香港的文化政策，以及藝發局所擔當的角色。當時，文化界把藝術教育也包含在藝術發展的領域內。1998 年的教育改革，中小學加入了很多文化藝術的科目，同時，1990 年代大學學位增加，亦新增了不少文化相關的科目，如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等。除教育外， 「文化產業」這概念在2000 年引進香港，以往一些被視為與藝術不相關的行業，如電影、電視等，亦被視為文化政策的範疇。「電影發展基金」就是在2000年後成立的，不過它隸屬於經濟及商業發展局。

茹強調民間一直在推動藝術文化的政策範疇，在政府推動產業之前，民間一直有嘗試把藝術帶進社區。直至2000 年後，政府吸納民間的藝術發展工作，推出「文化大使計劃」等活動，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青協等，亦開始為服務對象提供藝術活動。2003 年後，香港發生了一連串與保育相關的事件，如灣仔利東街、天星與皇后碼頭保育等，當中不乏文化藝術家的參與。與事件相關的討論，讓社會對歷史、文化身分、公共空間等有了新的思考和想法。在民間的壓力下，政府重整了古物古蹟諮詢會，又開展了歷史建築計劃。

近年，藝術文化又開始和「城市規劃」及「綠色生活」扯上關係。自1994 年起每隔三四年， 「文化藝術」便因為民間的參與而重新被定義，不斷擴大。

陳清僑：衝突的源頭

陳清僑則重點談發展香港文化政策的問題和趨勢： 「香港的文化政策發展出現了什麼問題？我認為有兩點，首先是香港獨特的殖民歷史。在殖民地年代，政府從來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但不同的文化行業自然地發展，結果當政府要介入時，文化被分散切割到不同的政策部門去處理。第二個問題是，僵化的官僚體制（或公務員體制）難以靈活推動文化。香港的官僚體制發展了數十年，有一套慣用的模式，但文化的發展從來是在體制外的，兩套模式必然有衝突。當我們有了文化局，即使局長是個很有文化視野的領袖，但局長如何與官僚系統訓練出來的公務員協調或合作？香港的公務員訓練只培育『通才』，缺乏文化知識和視野。」

除了以上一些固有的問題外，香港也要面對一些新形勢。一是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影響，以及本土或區域文化的全球化。二是中國崛起，近年中國很積極地發展和展示其軟實力，香港必然受很大的牽動。三是新特首上場，坊間都在說他有新的任務，並引起了最近一些爭論和疑惑，這些改變又會帶來什麼新的狀？

黃英琦：油街成就了什麼

黃英琦指出，民間力量一直帶領本土文化發展： 「過往很多文化政策的進步都是由民間推動的。我舉幾個例子：一是北角油街。香港的藝術創作空間不足，民間和藝術團體便進駐租金低廉的油街，幾個月就成了有機的藝術村。後來產業署要遷走這班藝術家，經過民間團體的討價還價，又容許他們搬到土瓜灣的牛棚。隨西九的討論，又出現了對文化空間的訴求， 於是政府又興建了石硤尾的JCCAC。如果沒有油街， 就沒有JCCAC，整件事是自民間生成的。另一例子是西九。西九民間評審聯席在一夜之間成立，來自各界別的成員聯合做了很多動員和推廣工作，在牛棚至少舉辦了五六次大型論壇，並刊登大量廣告。結果，西九在2006 年初得以推倒重來。又例如教育。政府的教育政策從來不重視藝術教育。但民間補足了很多政策的空位，如2006 年成立的兆基創意書院。這種公民社會帶動政策發展的狀在其他政策範疇不常見。新成立文化局將要面對強大的民間力量。」

在這個民間主導的力量下，黃提出了共創（Co-creation）的概念： 「政策需由下而上，由社區參與，co-create 出來，不能由上而下， 閉門造車。

Co-creation，不是搞一個大型諮詢會，每人舉手說3 分鐘那種，而是要做到真正的下而上。上星期我去了英國，遇見我的好友，丹麥文化局長。他告訴我一件開心事：他邀請了15 個由18 至25 歲的年輕人，擔任他的Young Adviser's Council，因為政府裏已經有很多成年人做決策，他就找些青年，每3 個月一次與局長會面，討論如何改善文化政策，文化局會嘗試落實他們的建議。香港的文化局能實行這些嗎？ 」

至於如何打破僵硬的官僚分工和分散的決策，黃指出文化局應擔當文化捍衛者及倡議者的角色，把文化政策滲透進其他的政策範疇，例如在地政和規劃，如今文化最缺乏空間，但文化局長是否真的能去規劃部門，找這些空間出來？又例如媒體空間上，文化局是否應在例如版權條例上向商務局表示反對？又例如文化和旅遊，一些社區文化景點，如灣仔藍屋，將來能否發展成有文化教育意義（而非由消費形式堆砌）的旅遊景點？

「文化界聯席會議2.0」的周俊輝在回應時則提出有關文化局的討論存在分化文化界的隱憂： 「最近看電視談文化局，節目指出目前大部分資源都落到九大藝術團體的資助，其他行家看到，當然不高興。我不希望圈內出現分化。此外，圈外人也會以資源爭奪的角度去理解。昨天我去了一個電台做訪問，一位聽眾說，那麼多老人在執紙皮，民生應是優先要處理的問題。很多人視文化為『精英』的東西，與基層對立。但文化其實與基層的生活息息相關。」

此外，台下不少回應均認為文化與政治無法脫，尤其是當香港沒有制度民主時，文化局會否被建制動員民粹的政治所牽制？甚至服膺於管治者的政治圖謀呢？在這政治張力下，有的質疑文化局是否要急於上馬？有的則認為民間要做好準備，監察文化局的一舉一動。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 「在制度裏倡議文化的搭橋人」）

十年樹木 何爭朝夕——論文化局及政府改組(陳清僑)

明報

下屆政府有意設立文化局，統合分佈不同政策範疇（包括藝術文化、文化保育、西九文化區）的工作。統合切忌新瓶舊酒，要害是架構能否讓文化專業發揮最大效應，使結合各種資源，推動全方位的文化（以及意識形態？）工程，並以長遠社會投資的視野訂立可增進市民文化知識、素養和權利，豐富整體文化、藝術和創作土壤的藍圖。文化界和民間社會關注當局將以怎樣的胸襟和抱負，策劃、倡議及聯合不同部門和文化專業及業界人士，為香港社會——而不單是個別界別利益——締造足以讓我們下一代面向世界的文化政策（包括關鍵的文化平權、多元發展及人才培育計劃）。因此，作為領袖的文化局長必須富豐富的專業知識，具備推動文化事業的經驗，掌握本地及國際發展的狀及形勢，並能藉受到業界內外認同的文化胸襟和視野、帶領香港有史以來的首個文化局。

根據建議，文化局上屬政務司長，局長向增設於司長下的副司長直接負責（有報道此人可能是曾德成）。不過，有關文件只顯示副司長負責統籌轄下的文化、教育及勞福3局，並無說明各方的具體問責情。然而，文化的性質特殊，因藝術和創作土壤的培養，牽涉與別不同的生產過程和管理模式，務求讓文化的生態環境持續發展，使藝術細胞和文化專業得到發展；最後，讓創意和創造力可自由釋放。因此，我認為，假如政策體制專橫盲動，架疊屋，有制度、但無靈魂，那麼，文化局的設計便憂多於喜。

「忽然文化」

試想：一個再精通於文化專業的人，任其再具備開拓文化視野藍圖的魄力、再有洞見來為本地文化政策拆繩鬆綁有所作為，假若實際上將被置於權責模糊、組織不清、官僚頑固，處處充斥不利文化運作、創作自由、及多元發展的統治制度中，這個局長便極有可能被其身處制度本身的先天缺失抵消了可能的積極作用。

候任特首辦多番指出，如7月前未能改組，便會影響下屆政府施政及管治班子的磨合，但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曾表示，擔心增加副司長無助於改善固有的文官運行，反而勢將加重公務員工作的困難。箇中原因不難理解：權責不清，方針不定，政策推行當然不易。因此，在未檢討高官問責制的種種問題前，提出影響深遠、而角色及功能甚為關鍵的副司長一層架構，這對文化政策的發展或許有利、更恐無益。當局「忽然文化」，卻不願意在澄清下5年的統治架構之前，撥出充分時間和機會與文化專業及民間社會共議有關理念、制度及權責的諸多問題，實在令人費解、也極之擔心。

此外，究竟將會用人唯才、抑或用人唯親？問責官員的任命、包括政治助理的聘任過程，引起社會不少批評。文化事業多元奧妙、細水長流；當局則急於求成，欲快快上馬，銳意「進一步發展政治任命」的制度（見梁振英先生競選政綱）。對此，民間（包括文化界）未有被詳細諮詢，因此並未清楚理解，更遑論要給予信任或支持。現屆政府若隨意「配合」，卻在安排上，疏於邏輯，欠缺讓人信服的理據，是漠視大家對問責制的關注，只有繼續令市民失望。

擔心被「拖慢」 從何說起？

文化事業和產業的發展，需要實的人文環境、豐富的文化土壤，以及可持續的創作生態，包括讓創作人聚集、工作和交流的生活空間。同時，創作者需不斷與社區互動、跟社群溝通，從而得到受眾和市民的支持。文化政策必須以民為本，通過透澈的諮詢而得到市民充分的認同。

建立文化政策的目標，就是塑造一個與民共議、有充分民間智慧、參與和認受的文化政策。那麼，擔心被「拖慢」又從何說起呢？下屆行政長官若有宏願成為首位普選產生的特首，更應三思而行，以更大的胸襟和耐性去聯合大家，去了解、梳理並有條理佈置香港人所需的文化治理格局。

十年樹木，又哪爭（三數個月與民共議的）朝夕呢？

（本文於5月19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有關「政府總部架構重組」特別會議上發表）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學院學術事務長、文化研究系教授

從榮念曾與進念 到文化局的框架與辯證(黃靜)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 2012-05-16
C03| 城市定格| 訪談錄| By 黃靜 

「劇場內裏重要，更大的劇場重要；課室重要，更大的教育制度重要。 政治劇場重要，整個政治舞台都重要；國際舞台重要；中港台舞台好重要——如何平均它？」老牌實驗藝團進念二十面體年屆三十，推出系列劇目。筆者慣於當工廠妹，讓藝團向我們索取版面宣傳；然後專題多以節目引介為終，各取所需。 「三十周年節目由你策劃？含意何在？」榮念曾皺皺眉。「誰策劃不重要。重要或許在於，是否在這時反思，作為文化組織，組織文化經歷的三十年。」筆者提出由榮念曾回顧進念跟社會的互動，以小見大。榮念曾卻幾乎只侃侃而談經濟、創意、政制，將整個社會橫掃評議一次。 榮念曾信息明確：那不是進念三十年，而是香港社會三十年。 文化局成立、西九規劃如箭在弦、活化工廈如火如荼、版權法例修訂。亂局與變天，文化界蠢蠢欲動，嘗試扮演對文化政策更積極介入的角色。此時此刻，我和文化政策評議的老祖宗榮念曾一桌兩椅，彷彿又完成了一場「榮念曾實驗」——我們坐在桌子兩邊，由單向發問變成相互觀照的對話——關於生活、辯證、可能性。 榮念曾的口頭禪之一是「評議」，我率先成為他評議的對象。了解到我曾駐留不同的文化傳媒位置，他說起傳媒生產蛋撻的機械化，但同時又跟我分享突破傳媒管理階層的見解和提議：既評論社會大勢，又探詢我作為其中的境況。 他另一口頭禪是「策略」。進念和建制跳的那支探戈，數十年未休止。未來政府相信會更懂得利用「文化」，藝團以至創作者個人，甚至是平民，將大家牽扯進與建制更多的對話中。進念作為近年最熱中於認識建制和建制周旋的文化團體，它的經驗或許值得大家參考。 舞台上下的詰問 文化界剛組成文化界聯席會議2.0，就文化的未來司職、整體文化政策進言。 組織者透過「2.0」的命名，昭示對先行者步伐的依循。 榮念曾在九十年代曾參與成立第一代文化聯席。籌組藝術發展局、商討文化界應否入立法會、規劃長遠文化政策等議題，「這種再生，很重要。但要知道文化界聯席會議後，又有西九聯席會議，一層層到今日」。 三十年間，進念由初期集中在舞台上的實驗，演進至文化組織管理的實驗、與下一代互動的實驗、各種與建制對奕的實驗。《百年孤寂》、《中國旅程》、《列女傳》，一路下來，至近年作品翻新自傳統中國戲曲，進念繼續推進實驗的幅度，對現實作出更抽象的提煉。 榮念曾在劇場舞台上回應社會、藝術和歷史的方法，誠如梁文道言，是一種不斷後退不斷提問的反省。梁文道分析道︰「例如一個舞台，他會問它的『框框』在哪裏，是台的邊緣？是劇場的管理方式？是使得舞台和它的管理者得以存在的文化政策嗎？是背後更廣闊的政治環境還是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呢？」舞台上演員常不帶表情的線性行走，沒有劇本對白，投影哲思性的句子、詞彙，椅子、門、紅布是恆常象徵。舞台上的提問同時是舞台外的宣言。大家已為進念的概念和結構式劇場抓狂，九十年代已有藝評對其不耐煩。但也有人迷，緊緊追隨。 不斷後設發問的結果，每件事情作用背後所牽扯的語境日益擴大，最後檢視的自然返回劇團和榮念曾自己。「我覺得進念初時略為給物理舞台定義了。後來再沒被它框限，在劇場、論壇、馬場、公共空間演出都可以，只差法院和監獄未做，哈。無論場景在哪裏，我們一直反省環境背後的制度和價值觀念。」榮念曾是首屆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成員，如今是西九管理局董事，又背起許多教育文化機構的公職。他議政、辦學，是最早關注文化政策的創作人之一，發起成立各種文化交流組織，包括興辦兆基創意書院的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流或偏鋒的創作者文化人，隨口數來，林奕華、梁文道、黃耀明、黃偉文，不勝枚舉，不是他的徒子徒孫便（曾）是他的合作夥伴。 榮念曾的實驗由舞台擴展至建制。或者說，他開展了一個和生活結合的實驗網絡：「六四民運前後，我們就已說劇場沒什麼希望，更大的劇場在街上、在整個城市。以前進念組織很多論壇，很多國際交流，康文署竟抄襲我們。雖然抄的只是形式，而非內容。但進念當時也只影響到建制的節目策劃，而未做到結構、基建上的演變。」 與建制的博弈實驗 正如朗天言，進念真正的演出不在舞台上發生，香港整個文化環境便是進念的大舞台。那不是空泛的比喻。榮念曾爭取藝發局擬定五年發展計劃和藝發局委員民選機制，而長遠文化政策和文化民主仍在文化界的議程上。 進念策動的國際文化交流具政府級規模：他們對藝文政策的介入，比議政團體更扎實更策略性。「我九十年代末入中央政策組，發覺大家都沒做功課，何來政策研究？」榮念曾提到進念從政府手上取得跑馬地前進念會址的經驗。「政府有天說給進念荃灣三棟屋一幢唐樓作基地，但那裏失修難用。胡恩威說別接受——他手研究和政府溝通之法。民間文化組織最大問題一向是場地。為何政府手握這麼多空間，但不釋放出來？我們努力研究，深入場地申請的程序軌，哪些人在掌握決定權，並且懂得向政府問問題。我們政府不是真正地由上而下，是中層官僚主導架構文化。當你慢慢理解AO、EO制度，他們的文化如何形成，當他們知道你明白，你和他們的對話便變得不一樣。」進念1982年成立之初，依榮念曾言：「全部都是義工，至死撐出一名兼職、後來是一個全職和助手，再後來有了辦公室。進念便始能討論infrastructure、策略。」進念後獲藝發局一年資助，1999年改為三年資助，20 07年改為民政局香港十個主要專業團體資助，開始了場地夥伴計劃，經費躍升至70 0多萬元，落腳在香港文化中心這個最重要的場地之一。及至上年經費遞增至逾千萬元。 除了節目策劃增加外，進念隨榮念曾的視野和意志，邁向倡導(advocacy)組織的方向。他們的劇本創作組同時是政策研究組。 「我下周到東京組織亞洲創意城市論壇，探討亞洲地區聯合資源做事。香港投資了多少資源在創意教育，做了幾多關於創意經濟的研究？城規會裏有多少資源和創意有關？有沒有支持倡導文化組織？Creative think tank更是重要，public me dia更不用說了。」 為何不做文化局局長 進念多年來主力倡導的四個方面包括教育、人力資源、研究、文化交流。榮念曾不忘加上：中港台關係。而他被稱為「文化教父」的原因，在於他的「傳教士」般的生涯有一套關於新思考新藝術形態的方向的宣揚，恍如教義。 「去年10 月18 日六中全會發表文件，這是中共首度發表文件講及文化。文件提到經濟發展過熱，環境問題嚴重，道德淪亡，然後指希望文化可以挽救現況——但現時文化體制有問題，文化體制人才有問題。文件把問題都全指出了，和香港的情況一模一樣。」「香港的文化界、政府，根本不看這些。文件在北京談得鬧哄哄，我提議兩岸四地聯合討論，更到澳門找文化局長吳衛鳴去了。5月底搞了閉門會議論壇。」漸漸，筆者還以為在跟官員談話。 「為何你不索性做文化局局長？」榮念曾哈哈大笑。「你快些問Ada(黃英琦）啦！」然而傳眼間風向已由黃英琦吹至許曉暉了。只是掌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固然是變局至最後一刻也未有分曉。 榮念曾和進念既在所有sector當中，但又在所有sector以外。榮念曾和進念好像沒有實權，但影響力卻又無遠弗屆。有評論人總結得好：進念是symbolic power （象徵權力）的聚力點——柔軟而抽象的概念、想象力、文化符號等都不是一般理解的社會的裝飾，或單單是遠離現實機制的精神力量，而能夠在現存制度架構發揮制度或武力未能賦予的強大的變革力量。 例如榮念曾強調的倡導文化：「今天社會缺乏『倡導』。倡導是，我知道什麼都想你知，將我的疑問都和你分享，什麼議題都一塊討論。然後希望你和我往哪個好的方面一同發展。倡導文化不是權力鬥爭的文化，而是『傾』的文化。」但倡導者同時是aggressive agenda setter，步步進逼。一個小時訪談裏，他常不動聲色欲將對話場變成他的「主場」。「文化可否proactive些去評議政治、經濟、教育、城規？文化可否評議三個sector的關係？背後的公共空間誰能維護。可否監察政府、政黨甚至媒體？」榮念曾又是「一輪嘴」，相信此張利嘴說服過不少官員。 「政府有政府組織的文化，企業有企業組織的文化。文化組織有時抄襲了政府和企業組織文化。文化組織的組織文化，如何真正能獨立思考呢？」我們又回到了回顧進念三十年的專訪起點。結果，我們沒有真切回顧進念的所作所為，還是後設的「框架」和「辯證」先行。而框架和辯證，也是榮念曾的口頭禪。 榮念曾答問 On看不明 榮念曾應不止一次開腔回應外間「看不明進念」的言論：「劇場是溝通的藝術。一方面劇場需要實驗，另一方面實驗需要溝通。很多時候人們就跳入以下結論︰『你做的，都唔理人地明唔明。是否恰我？』這是社會發展出來的自卑文化。好多時我行一步你行唔行，若你不明白，你來問，我一定會答。」「導讀非常重要。 現時香港的導讀是不足夠的，以前可能多一點。70 年代末我做前劇場，好多大學老師、國際評論人來看的，好多討論。現在好少。」 On文化局 「你問我文化局應該做到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我不想再談『核心價值』那麼虛的東西。我想還應重新檢視文化委員會2003年的報告書。又是否重做新報告？ 文化局長上任之後，首要有足夠的資源做政策研究。做長線香港文化發展藍圖。」「文化局要有足夠的倡議能力，整合是不夠的。現時香港政府的文化部門基本上是『服務業』，而非領先視野。另外，文化局的編制如何？是否只純粹地整合既定的組織？委任制度也是很大問題。」文化聯席2.0亦提出，所有局的政策須有文化維度的考量，而非單單將散落在各局的「文化類」整合成文化局。 On教育與研究 「香港怎樣培養出好的學術和批判評論？如何提升文化組織的營運？進念很需要學者給我們輸入應用策略研究，我們才能成長。大家不能停留在只懂做感官的媒體噱頭。我們的專上學院發生什麼事？然後就問UGC、RGC的問題。RGC為何不批款？抑或大學不申請？」「西九未來需要四百個經理，哪裏來？亞洲需要跨文化、有視野的策展人。西九、港大、康文署各自開始做些零碎的事，但欠全局的統籌。」 On分餅仔與大茶飯 「亞洲經濟起飛，是通過文化來做評議的契機。香港不會處於這麼隔離的境地。為何總是要談零碎的小範疇？你說那些藝團私下說我們搶資源，作勢吞噬他們。 如此說又是為了什麼？我把資源分給他們，看看他們的成績。文化界滋養出一種貧民區文化（ghetto culture），視野規範在圈子裏的利益，叫口號，鬧來鬧去。」「我希望大家團結些，在知識基礎上進行辯論，然後大家有策略，不用見招拆招。 但確很困難，他們（那些小藝團）都在艱苦經營。」撰文：黃靜 攝影：郭錫 榮wongching@hkej.com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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