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榮念曾與進念 到文化局的框架與辯證(黃靜)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 2012-05-16
C03| 城市定格| 訪談錄| By 黃靜 

「劇場內裏重要，更大的劇場重要；課室重要，更大的教育制度重要。 政治劇場重要，整個政治舞台都重要；國際舞台重要；中港台舞台好重要——如何平均它？」老牌實驗藝團進念二十面體年屆三十，推出系列劇目。筆者慣於當工廠妹，讓藝團向我們索取版面宣傳；然後專題多以節目引介為終，各取所需。 「三十周年節目由你策劃？含意何在？」榮念曾皺皺眉。「誰策劃不重要。重要或許在於，是否在這時反思，作為文化組織，組織文化經歷的三十年。」筆者提出由榮念曾回顧進念跟社會的互動，以小見大。榮念曾卻幾乎只侃侃而談經濟、創意、政制，將整個社會橫掃評議一次。 榮念曾信息明確：那不是進念三十年，而是香港社會三十年。 文化局成立、西九規劃如箭在弦、活化工廈如火如荼、版權法例修訂。亂局與變天，文化界蠢蠢欲動，嘗試扮演對文化政策更積極介入的角色。此時此刻，我和文化政策評議的老祖宗榮念曾一桌兩椅，彷彿又完成了一場「榮念曾實驗」——我們坐在桌子兩邊，由單向發問變成相互觀照的對話——關於生活、辯證、可能性。 榮念曾的口頭禪之一是「評議」，我率先成為他評議的對象。了解到我曾駐留不同的文化傳媒位置，他說起傳媒生產蛋撻的機械化，但同時又跟我分享突破傳媒管理階層的見解和提議：既評論社會大勢，又探詢我作為其中的境況。 他另一口頭禪是「策略」。進念和建制跳的那支探戈，數十年未休止。未來政府相信會更懂得利用「文化」，藝團以至創作者個人，甚至是平民，將大家牽扯進與建制更多的對話中。進念作為近年最熱中於認識建制和建制周旋的文化團體，它的經驗或許值得大家參考。 舞台上下的詰問 文化界剛組成文化界聯席會議2.0，就文化的未來司職、整體文化政策進言。 組織者透過「2.0」的命名，昭示對先行者步伐的依循。 榮念曾在九十年代曾參與成立第一代文化聯席。籌組藝術發展局、商討文化界應否入立法會、規劃長遠文化政策等議題，「這種再生，很重要。但要知道文化界聯席會議後，又有西九聯席會議，一層層到今日」。 三十年間，進念由初期集中在舞台上的實驗，演進至文化組織管理的實驗、與下一代互動的實驗、各種與建制對奕的實驗。《百年孤寂》、《中國旅程》、《列女傳》，一路下來，至近年作品翻新自傳統中國戲曲，進念繼續推進實驗的幅度，對現實作出更抽象的提煉。 榮念曾在劇場舞台上回應社會、藝術和歷史的方法，誠如梁文道言，是一種不斷後退不斷提問的反省。梁文道分析道︰「例如一個舞台，他會問它的『框框』在哪裏，是台的邊緣？是劇場的管理方式？是使得舞台和它的管理者得以存在的文化政策嗎？是背後更廣闊的政治環境還是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呢？」舞台上演員常不帶表情的線性行走，沒有劇本對白，投影哲思性的句子、詞彙，椅子、門、紅布是恆常象徵。舞台上的提問同時是舞台外的宣言。大家已為進念的概念和結構式劇場抓狂，九十年代已有藝評對其不耐煩。但也有人迷，緊緊追隨。 不斷後設發問的結果，每件事情作用背後所牽扯的語境日益擴大，最後檢視的自然返回劇團和榮念曾自己。「我覺得進念初時略為給物理舞台定義了。後來再沒被它框限，在劇場、論壇、馬場、公共空間演出都可以，只差法院和監獄未做，哈。無論場景在哪裏，我們一直反省環境背後的制度和價值觀念。」榮念曾是首屆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成員，如今是西九管理局董事，又背起許多教育文化機構的公職。他議政、辦學，是最早關注文化政策的創作人之一，發起成立各種文化交流組織，包括興辦兆基創意書院的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流或偏鋒的創作者文化人，隨口數來，林奕華、梁文道、黃耀明、黃偉文，不勝枚舉，不是他的徒子徒孫便（曾）是他的合作夥伴。 榮念曾的實驗由舞台擴展至建制。或者說，他開展了一個和生活結合的實驗網絡：「六四民運前後，我們就已說劇場沒什麼希望，更大的劇場在街上、在整個城市。以前進念組織很多論壇，很多國際交流，康文署竟抄襲我們。雖然抄的只是形式，而非內容。但進念當時也只影響到建制的節目策劃，而未做到結構、基建上的演變。」 與建制的博弈實驗 正如朗天言，進念真正的演出不在舞台上發生，香港整個文化環境便是進念的大舞台。那不是空泛的比喻。榮念曾爭取藝發局擬定五年發展計劃和藝發局委員民選機制，而長遠文化政策和文化民主仍在文化界的議程上。 進念策動的國際文化交流具政府級規模：他們對藝文政策的介入，比議政團體更扎實更策略性。「我九十年代末入中央政策組，發覺大家都沒做功課，何來政策研究？」榮念曾提到進念從政府手上取得跑馬地前進念會址的經驗。「政府有天說給進念荃灣三棟屋一幢唐樓作基地，但那裏失修難用。胡恩威說別接受——他手研究和政府溝通之法。民間文化組織最大問題一向是場地。為何政府手握這麼多空間，但不釋放出來？我們努力研究，深入場地申請的程序軌，哪些人在掌握決定權，並且懂得向政府問問題。我們政府不是真正地由上而下，是中層官僚主導架構文化。當你慢慢理解AO、EO制度，他們的文化如何形成，當他們知道你明白，你和他們的對話便變得不一樣。」進念1982年成立之初，依榮念曾言：「全部都是義工，至死撐出一名兼職、後來是一個全職和助手，再後來有了辦公室。進念便始能討論infrastructure、策略。」進念後獲藝發局一年資助，1999年改為三年資助，20 07年改為民政局香港十個主要專業團體資助，開始了場地夥伴計劃，經費躍升至70 0多萬元，落腳在香港文化中心這個最重要的場地之一。及至上年經費遞增至逾千萬元。 除了節目策劃增加外，進念隨榮念曾的視野和意志，邁向倡導(advocacy)組織的方向。他們的劇本創作組同時是政策研究組。 「我下周到東京組織亞洲創意城市論壇，探討亞洲地區聯合資源做事。香港投資了多少資源在創意教育，做了幾多關於創意經濟的研究？城規會裏有多少資源和創意有關？有沒有支持倡導文化組織？Creative think tank更是重要，public me dia更不用說了。」 為何不做文化局局長 進念多年來主力倡導的四個方面包括教育、人力資源、研究、文化交流。榮念曾不忘加上：中港台關係。而他被稱為「文化教父」的原因，在於他的「傳教士」般的生涯有一套關於新思考新藝術形態的方向的宣揚，恍如教義。 「去年10 月18 日六中全會發表文件，這是中共首度發表文件講及文化。文件提到經濟發展過熱，環境問題嚴重，道德淪亡，然後指希望文化可以挽救現況——但現時文化體制有問題，文化體制人才有問題。文件把問題都全指出了，和香港的情況一模一樣。」「香港的文化界、政府，根本不看這些。文件在北京談得鬧哄哄，我提議兩岸四地聯合討論，更到澳門找文化局長吳衛鳴去了。5月底搞了閉門會議論壇。」漸漸，筆者還以為在跟官員談話。 「為何你不索性做文化局局長？」榮念曾哈哈大笑。「你快些問Ada(黃英琦）啦！」然而傳眼間風向已由黃英琦吹至許曉暉了。只是掌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固然是變局至最後一刻也未有分曉。 榮念曾和進念既在所有sector當中，但又在所有sector以外。榮念曾和進念好像沒有實權，但影響力卻又無遠弗屆。有評論人總結得好：進念是symbolic power （象徵權力）的聚力點——柔軟而抽象的概念、想象力、文化符號等都不是一般理解的社會的裝飾，或單單是遠離現實機制的精神力量，而能夠在現存制度架構發揮制度或武力未能賦予的強大的變革力量。 例如榮念曾強調的倡導文化：「今天社會缺乏『倡導』。倡導是，我知道什麼都想你知，將我的疑問都和你分享，什麼議題都一塊討論。然後希望你和我往哪個好的方面一同發展。倡導文化不是權力鬥爭的文化，而是『傾』的文化。」但倡導者同時是aggressive agenda setter，步步進逼。一個小時訪談裏，他常不動聲色欲將對話場變成他的「主場」。「文化可否proactive些去評議政治、經濟、教育、城規？文化可否評議三個sector的關係？背後的公共空間誰能維護。可否監察政府、政黨甚至媒體？」榮念曾又是「一輪嘴」，相信此張利嘴說服過不少官員。 「政府有政府組織的文化，企業有企業組織的文化。文化組織有時抄襲了政府和企業組織文化。文化組織的組織文化，如何真正能獨立思考呢？」我們又回到了回顧進念三十年的專訪起點。結果，我們沒有真切回顧進念的所作所為，還是後設的「框架」和「辯證」先行。而框架和辯證，也是榮念曾的口頭禪。 榮念曾答問 On看不明 榮念曾應不止一次開腔回應外間「看不明進念」的言論：「劇場是溝通的藝術。一方面劇場需要實驗，另一方面實驗需要溝通。很多時候人們就跳入以下結論︰『你做的，都唔理人地明唔明。是否恰我？』這是社會發展出來的自卑文化。好多時我行一步你行唔行，若你不明白，你來問，我一定會答。」「導讀非常重要。 現時香港的導讀是不足夠的，以前可能多一點。70 年代末我做前劇場，好多大學老師、國際評論人來看的，好多討論。現在好少。」 On文化局 「你問我文化局應該做到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我不想再談『核心價值』那麼虛的東西。我想還應重新檢視文化委員會2003年的報告書。又是否重做新報告？ 文化局長上任之後，首要有足夠的資源做政策研究。做長線香港文化發展藍圖。」「文化局要有足夠的倡議能力，整合是不夠的。現時香港政府的文化部門基本上是『服務業』，而非領先視野。另外，文化局的編制如何？是否只純粹地整合既定的組織？委任制度也是很大問題。」文化聯席2.0亦提出，所有局的政策須有文化維度的考量，而非單單將散落在各局的「文化類」整合成文化局。 On教育與研究 「香港怎樣培養出好的學術和批判評論？如何提升文化組織的營運？進念很需要學者給我們輸入應用策略研究，我們才能成長。大家不能停留在只懂做感官的媒體噱頭。我們的專上學院發生什麼事？然後就問UGC、RGC的問題。RGC為何不批款？抑或大學不申請？」「西九未來需要四百個經理，哪裏來？亞洲需要跨文化、有視野的策展人。西九、港大、康文署各自開始做些零碎的事，但欠全局的統籌。」 On分餅仔與大茶飯 「亞洲經濟起飛，是通過文化來做評議的契機。香港不會處於這麼隔離的境地。為何總是要談零碎的小範疇？你說那些藝團私下說我們搶資源，作勢吞噬他們。 如此說又是為了什麼？我把資源分給他們，看看他們的成績。文化界滋養出一種貧民區文化（ghetto culture），視野規範在圈子裏的利益，叫口號，鬧來鬧去。」「我希望大家團結些，在知識基礎上進行辯論，然後大家有策略，不用見招拆招。 但確很困難，他們（那些小藝團）都在艱苦經營。」撰文：黃靜 攝影：郭錫 榮wongching@hkej.com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本土論述建構中的香港戲劇史基礎工程──點評IATC「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系列三書(于善祿)

這幾年，香港戲劇史的書寫與出版，在數量上明顯地增加，在速度上也明顯地增快了，在商業劇場、流行劇場氣氛濃厚的香港劇場生態裡，誠屬難得，少數懷有焦慮感與危機感的有心人士，正積極地在資料、口述、記憶之中，拼貼建構香港戲劇史的本土論述。這是一件和時間與歷史競速的文化搶救工程，也是一波確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認同行動，值得仔細思量，慢慢品味！

在這一波戲劇類書的出版當中，最令我注意的就是由香港藝發局贊助、IATC所出版的「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系列三書，依出版順序分別是：《沙磚上：實驗‧組合‧時代》、《女性與劇場：香港實踐初探》以及《火紅與劇藝：學聯戲劇節初探》，從2011年的六月份開始，平均每三個月就出版一本，就成果數量而言，雖然還不算多，但其內容卻已極具參考價值。

這三本書在研究態度上謙稱「初探」，都有篇幅不小的「訪談資料」，並附有相關於該書主題的製作、作品、演出年表，在研究方法上，很重視第一手資料；掌握素材之後，再由系列策劃、顧問、研究員等人，進行資料爬梳、歷史脈絡重建、文化理論挪用、個案研究等深度論述及點評，兼具史、論、評、析等各面向。作為一位境外的讀者，我可以透過這些個案研探的閱讀，認知個案與時代背景及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並貫串起1960年代以降香港戲劇史的某些側面，尤其是追索許多認識的香港戲劇工作者，他們的戲劇參與歷程和人際社交網絡，這對我觀察香港劇場環境生態與歷史樣貌，有著莫大幫助。

倘若三本書分而論之，《火紅與劇藝》所處理的學聯戲劇節，其歷史時間最早，從1966年至1984年，跨越了一九六零、七零、八零三個不同年代，在這段期間，學聯戲劇節刻劃出一條「從劇運到劇藝」的發展軸線，香港專上學校的知識菁英分子，前仆後繼，在港英殖民的政治情勢下，仍然對於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懷抱著理想情懷，對於當代時局所思所感，諸多反映在其所創作的戲劇作品之中；香港青年學子參與戲劇，雖然幾經學聯戲劇節、學聯戲劇組、校協、市政局戲劇匯演、香港演藝學院等的質量改變，從翻譯、改編到創作，從業餘到專業，長江後浪推前浪，但至今仍感受到餘韻與強度。

《沙磚上》和《女性與劇場》所處理的正好是接續前書的年代，即1980年代至2010年代，前者幾乎是介於「六四學運」到「九七回歸」之間，而後者則初步鎖定1990年到2010年之間；有趣的是，學聯戲劇節由盛辦而衰沒，也跨越了「六七暴動」到「八四中英聯合聲明」，這中間主要還包含了保釣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香港在回歸之前，在所謂「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之上，不斷地在英國與中國的政治話語、主權統治、文化身分、本土認同之間游移擺盪，在其自身的近代史發展歷程中，許多的歷史事件轉碼成年代與數字，這些年代與數字再轉碼融入香港人的文化意識或敏感神經裡，只要時機一到，社會性的反叛運動與批判行動，隨時都可能再度復發，回歸後的「零三‧五十萬人大遊行」、「反WTO」、「保留天星碼頭」、「保留永利街」、「八十後反高鐵」、「菜園村抗爭運動」等社會文化行動，無非是對自身歷史文化身分危機的積極回應。這樣的文化基因一直潛藏在幾個不同世代的青年體內，是香港中環價值之外，很重要的文化底蘊。

《沙磚上》所開啟與凝聚的香港劇場實驗氣象，匯集了劇場、視覺藝術、音樂、文化、藝評工作者跨界合作，很能夠代表性地說明1980年代末以降的前衛與實驗風貌。有趣的是，書中保留大量的對談記錄，他們不斷地在定義、溯源、追憶、釐清、對質、重建距今不遠的劇場歷史點滴，但是時間和記憶真是殘酷，有些事情連當事人也說不清楚了，記憶就像流沙，拼命地想要攀附攫捉，但流逝地更多更快。

《女性與劇場》則另闢蹊徑，著眼於女性與劇場、女性劇場、女性主義劇場、性/別劇場之間的差異與認同政治，由於所研探的對象與主題是當代劇場的重要現象與議題，研究員也多半是此間的實務創作參與者，或是廣告與流行文化的企劃者，和前二書閱讀經驗相比，這本書的文化省思的刻度最深、文化批判的力道最強。然而最可怕的是，在演出一覽表的最後一頁（即158頁），我竟然看到第十九屆（1984年）的資料「經長期努力，仍找不到本屆場刊，故只能列出確定在當屆演出的一個戲。舉行地點與評判名單資料均由蔡錫昌先生提供。」那是最後一屆，在時間年代上最接近我們的一屆，卻找不到場刊，而是僅能暫時由蔡錫昌所提供的資料填註登錄，那肯定也是他記憶中的資料（否則他就提供場刊啦），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約莫都還有些許距離呢，對此，我們能不感到可怕嗎？IATC有識，在這個時間開始做香港戲劇史的研探，倘若再過幾年才做，或永遠沒做，那又是一番何等的景象？歷史研究的工作，只要開始做了，永遠都不嫌慢。

倘若要說點這三本書的小瑕疵，那就是在訪談的時間、地點資料不足，《沙磚上》有日期和時間，卻沒有地點，而《女性與劇場》和《火紅與劇藝》則是日期、時間、地點盡付闕如，彷彿天外飛來一場談話，虛虛飄飄的。既然是「香港戲劇史」的個案研探，未來也都極為可能是書寫與論述香港戲劇史的基礎，凡物皆有史，當下的點點滴滴，不能不謹小慎微，我們都是要對歷史負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