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 Vivienne Chow: Culture ministers around the world - What can it m...

Miss Vivienne Chow: Culture ministers around the world - What can it m...: Rumours about who will be heading Hong Kong's new Culture Bureau under the Leung Chun-ying government have been circulating non-stop for the...

文化局可以做什麼？(何慶基)

Ming Pao Daily News | 2012-05-14 D04| 副刊/世紀| 世紀．HK Culture| By 何慶基 編按：文化局的討論，於上周六「文化界聯席會議2.0」正式展開。這個跨世代、跨界別的聯席陣容，還包括何慶基──曾擔任政策委員，為建制改善及補充。他曾參與及見證香港各藝術部門的成立，一直為香港引入不同的展覽模式，影響香港近30 年的藝術發展。這位身經百戰的策展人，今天從政策、專業、牽動力與落實可能，討論文化局的未來方向。 在新蒲崗的工廈內，十多位文化工作者熱熾討論行將成立的文化局。理想、熱情、惱怒，混成一團，景象似曾相識，正是二十年前，文化界也曾結聚起來，舉辦論壇、研討會爭取成立一個具前瞻性、全面扶助文化藝術發展的領航者，香港藝術發展局在文化界竭力爭取下政府終於答允成立。二十年後，藝發局除了派錢以外，很明顯未能扮演這角色。 經多年爭取，文化局的構思終得以落實，文化界高興，同時也擔憂，更有百般無奈。 香港人，憑什麼 高興的是文化藝術不再如「雜項」般放在樣樣都有的民政局內，在管治架構內位置清晰，在推動發展、爭取資源、策略定位和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配合上，會較以前有力。擔憂的是它會成為特區中宣部，豎起文明和諧的旗幟，軟的從事思想教育，硬的透過資助或更嚴厲手段操控文化藝術。無奈的是文化局長，以及其他有關決策人，都是政府委任，文化界無從參與。根據過往經驗，受委任者未必對文化藝術有深入認知，在官僚的思維中，友好、方便合作比專業和界別內的認受性，來得更重要。 近年政府投入不少資源，但文化發展仍一片滯悶不前，在於一個問題多多的機制，千瘡百孔，議題如有文化遺產保育、營造文化空間，以及版權條例引伸的文化藝術表達自由等，均必須處理。 香港文化發展的一個持久問題，是缺乏針對本身文化條件發展出來，具視野、方向和策略的文化政策。二十一世紀各地主要城市均投資文化事業，以建立形象，帶動經濟。如何在文化上為香港在中國、亞洲，以至全世界內定位是個大挑戰。到處都在興建文化中心，我們憑什麼令香港脫穎而出，這絕不是靠買外國大騷便可以達到的。新加坡在十多年前，根據自身條件和專業建議，決定成為南亞地區的文化中心，展覽、收藏、買賣區內的藝術，並且開始研究收藏，現在新加坡的博物館，已有相當可觀的南亞藝術收藏。相反我們投資二百多億興建西九文化區，問發展路向，仍是中西交匯、一本多元、國際文化都會等等說了如同沒說的順口溜。大家都營營役役，開香檳拍照開記者招待會，但沒有人知道是為了什麼。 專業化的期待 訂定深入具體的文化政策，需要專業知識、了解本地文化生態，和對國際文化發展的認知，並不能靠一些只愛好文化藝術而又方便與官員合作的友好。文化局的首要工作，是成立在界別內具認受性的專業機制，評估現有架構的缺失，發掘界定香港的文化特色、條件和可能性，配合地區，以至國際在文化發展趨勢，訂定全面而深入的文化政策。 現時的政策，往往項目以製作為焦點，這當然與回歸後日趨流行的「搞騷文化」有關。現實是，文化發展需要完整的文化生態，此生態環環相扣，搞一大型活動，短暫引來傳媒報道、好奇者參觀，之後又如何？即使是藝術工作者嘔心瀝血之作，沒人看，沒人演繹評論，傷了創作者的心，浪費了社會資源。以文化界十分關注的普及藝術教育為例，這裏涉及教師培訓、專業的研究、評論、出版，以至傳媒對文化的觸覺，當中一個環節不暢順，便會阻礙整體的發展。文化發展必須顧及全盤文化生態，一些長遠不搶眼的踏實工作也必須關注。文化 工作是追求理想的長遠工作，不能再以殖民地文化的短小眼光來營運。 最佳的文化發展狀，從來都是由民間主導發展出來的（最佳例子是自政府高調推動文化企業以來，文化上在國際間成功建立品牌聲譽的，是民間籌辦的香港藝術博覽會），但在問題多多的本地文化架構內，文化局還是有極重要的提供方向政策、評核改善現有機制的領航者角色。 作為牽動者，文化局需要在建立在文化界的認受性。這認受性不單來自來其對文化發展和本地文化生態的專業了解，在文化界以至社會來受接納的程度，還有是對文化的尊重和堅持，特別是在保障文化自由及文化權利方面。文化局必須扮演文化權利的捍衛者，始能贏取認同。 尋找文化牽動力 這文化權利也不單局限在文化界。近年高度重視的文化藝術的經濟效益，毋庸置疑值得推動，但也得小心不要凡文化藝術均向錢看。文化藝術可提供創作、自我表達的歡愉，培養情操、思考和批判能力，協助建立個人身分，以至締結社區認同。就如教育一樣，它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元素，即使不賺錢，也得全力支援，因此文化局在支持多元文化及培育本土認同的原則下，應在支持傳統藝術以外，加強營造社區文化。文化局需要牽動的，不應只是文化界，而是整個社會。當公眾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方向和形式都會參與文化藝術活動時，文化始可以全面的活潑蓬勃發展。 訂定政策如無落實的決心，只是浪費時間資源，香港過去亦不乏這些例子。文化局成立後，在政府內部或許較方便爭取其他部門的配合支援，希望能鼓吹其他部門在構思推動政策時，必然地也會考慮政策在文化上的意義和價值，落實文化藝術的全方位發展。當然，最重要的，是決定政策後，文化局能有決心切實執行。 香港有卓越的地理位置，繽紛多元的國際都會文化，有具創意智慧和知識的專才，而且政府財政充裕，也有豐富（但鮮為人重視）的文化藝術傳統資產。我們擁有可以與紐約、倫敦等文化都會看齊的條件，為何我們停滯不前？就是因為沒宏觀視野，也沒有專業地切實執行的意志。 又二十年了，或許這次我們會較幸運吧。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文化局的角色和功能」） 文．何慶基 作者簡介：資深策展人及藝評人，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及宗教系文化管理專案課程主任。

引領建設「文化珠三角」 要重視香港文化人才(楊志強)

Wen Wei Po | 2012-05-11
A23| 政情與評論| 志強時評| By 楊志強哲學博士

成立文化局，旨在負責制訂及推動文化政策，鼓勵民間參與，參考國際及周邊地區成功的文化發展經驗，啟導和支援香港的文化隊伍。文化局負責的政策範疇，包括文化、保育、創意產業等。本港文化藝術界多特立獨行和稟賦才能之士，文化局局長絕非一份優差，但文化局局長必須認識到，增設文化局，引領建設「文化珠三角」是其中一個重要方向，而重視香港文化人才，則是香港發展文化產業和引領建設「文化珠三角」的基礎。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6日在其網誌《局長隨筆》中表示，粵港澳文化合作機制自建立以來運轉順暢，助力建設「文化珠三角」，而港澳兩地間的文化合作更具有十分廣闊的空間。他又說，前不久，在香港舉行了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三地建立這合作機制已滿10年，運作暢順。促進文化珠三角的建設，首先在於人才。 充分發揮文化產業和人才的優勢 本港文化界多年前已要求成立文化局，集中資源處理文化事宜。其實在董建華年代也曾經計劃設文化局，但回歸之後社會加劇政治化，政府捉襟見肘，設文化局之議遂束之高閣。現時與文化政策有關的範疇散落在不同政策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有創意產業政策，民政事務局有文化藝術政策，各吹各打，很難提升香港文化的地位和發展方向。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增設文化局，應該可順應香港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而且香港多種族、多元文化交融，以及內地和香港兩地文化發展，都亟需一個負責文化的政策局促進香港文化的發展。 全球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了「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現象，過去常常分離的文化因素和經濟因素日趨融合成一體，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繫愈加緊密。順應這一趨勢，增設的文化局要充分發揮香港文化產業和文化人才的優勢，引導建設「文化珠三角」，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影視產業、藝術產業、教育產業、媒體產業、體育產業、健康產業和休閒產業等文化產業，確立文化產業在整個「文化珠三角」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 採取措施增強香港的原創能力 加大文化產業向其他產業的擴張和滲透，把文化和經濟高度融合起來，發揮香港文化人才的作用至關重要。增設的文化局，應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增強香港的原創能力，創作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化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使泛「文化珠三角」的文化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下，未來增設的文化局應與珠三角加快啟動文化產業合作戰略，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既使香港文化創意產業成為香港真正的優勢產業，也使珠三角「世界工廠」供應世界的，不再僅僅是傳統製造業產品，而更多的是文化創意產品。 新增設的文化局要成為政府、文化藝術界和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樑。應引領香港的文化藝術界團體和人士創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藝術品牌，引領「文化珠三角」成為亞洲文化創意品牌之都。其目標包括為香港的文化產業制定發展路向和目標，為香港文化產業訂立文化品牌標準和打造標誌性文化品牌，支持和協助文化藝術團體、文化藝術人士發展文化產品，並推廣產品。與世界各地的文化產業機構合作，使其走向文化市場成為有經濟效益的文化商品。 建立香港與珠三角文化合作機制 香港與珠三角在文化產業合作方面，一直擁有良好的傳統。就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而言，香港和珠三角均有較強的、相對於內地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優勢，雙方的結合最有可能激發出來的高成長行業就是此一領域。隨著「十二五」規劃的全面實施，香港與珠三角的文化產業合作可獲得新的機遇，兩地交互與融合的趨勢愈來愈明顯，也為雙方的文化及創意產業提供了一個跨境發展的重要背景。在粵港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當中，香港與珠三角的文化創意產業將進一步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協同合作。 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匯聚融合之地，條件得天獨厚，文化創意產業在人才、品牌、資訊、資本、視野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香港已經形成一個中西融匯、立體交叉、自由開放、商業都市型的多元混合體系文化。而珠三角同樣在載體、政策、環境等方面具有優勢。新增設的文化局，應建立香港與珠三角合作協調機制，加強人才交流培訓，共建產業載體，打造合作品牌多個方面加強合作，建立跨領域的創意合作模式，為香港文化品牌拓展國際市場和建立國際交流平台。 重視文化人才和各類專業人才合作 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表現為對文化資源和產業鏈條的創新整合能力，前者體現了文化產業的「文化」特色，表現為對文化資源的發掘利用能力以及文化產品的創新能力；後者體現了文化產業的「產業」特色，表現為用市場方式對文化資源進行開發利用並取得經濟效益的能力。例如韓國一部《大長今》不僅通過版權交易和廣告賺得盆滿缽溢，還拉動了韓國旅遊、韓國服飾、韓國飲食等產業的繁榮。 在當代社會，文化產業的發展，已不單是文化工作者的事。它需要各類專業人才的通力合作，科學技術、數位化設計、資本營運、投資管理、項目經營、原創生產、現代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專門人才，這都是文化產業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新增設的文化局，要啟導和支援香港的文化隊伍，重視香港文化人才和香港各類專業人才的通力合作。 楊志強哲學博士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搭橋 鬆綁 擋刀 文化局要為民倡議(司徒薇)

Ming Pao Daily News | 2012-05-11
D06| 副刊/世紀| 世紀．文化刺針

知道立法會五月十九日辯論五司十四局、文化局勢在必行的人，已經算警覺高。對一般勞碌的香港人來說，就算從西九文化區單一招標推倒重來至今，聽過香港需要有文化政策軟件、不能只管蓋場館等硬件之餘，實在說不上有討論過文化局為何物！我們甚至懷疑議員對何謂香港文化∕文化局∕文化政策沒有足夠的意識，恐怕被網民戲稱「勁共勁共勁共」的CY，在建制派的護航下，會令文化局火車「捐山窿」通過。泛民議員要求政府改組多諮詢多溝通，其實是有必要的。 文．司徒薇 有了文化局，文化政策不會比以前容易做。沒有民主授權的小局，誰聽它的？文化服務由康文署全權取締以來，政府控制文化藝術的權力沒減，所謂下放到社區的資源與管治，其實只是放在建制派大至控制的民政事務局與區議會裏面，所以社區活動、小工程、文化康體資助撥款等，還是被官僚化的康文署與建制派區議員操控，所以開放、進步、成功的先導計劃不能變成政策廣泛推行，區議會還是停留在從康文署指定團體中選買文娛康樂A 餐B餐節目的層次，那文化局可會有能力與民政事務局以至各區議會交涉，引進開放文化視野？ 政府部門的「威力」所在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最大的絆腳石，是政府部門的管治邏輯沒有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考慮。譬如，小至產業署只把牛棚藝術村看成一個政府物業去管，要人一年前開始向分別十三個政府部門申請才可以開幾天書展；大至市區重建局只把社區看成一個樓盤，把整整一條利東街上整個蓬勃的印刷傳統創意產業一次過剷死。試問，文化局可以怎麼使發展局、市建局、地政署、產業署、城規會等的管治邏輯與思維改變，使政府不會一邊拆掉一個傳統文化聚落（cultural cluster）利東街，另一邊又去問藝術家茂羅街可怎麼發展一個新的文化聚落？還有，西九管理局是外判部門，運作不用透明，文化局怎麼令它有效地向文化藝術界與市民問責？怎麼令它與康文署以至各社區的不同層次分工與合作整合起來？ 香港暫沒一個站在人民那邊的政府部門，但一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冒死進政府搞個焦頭爛額的文化局長，倒是可以幻想一下。送別龍應台時，她說，要回去成立文化局當局長了，第一個反應，卻是抱頭痛哭，看起來就如昭君出塞般悲壯。進民選的台灣政府都如此，進殖民官僚陋習滿盈的香港政府可想而知。這人如果不是步葉劉、林公公後塵的宦臣，為了「負起促進和諧、統一價值觀」而進去搞「香港中宣部」的「河蟹一號」，而是天真地想做一點好事的「人」，那民間就不妨試試迫他∕她一下，看能否成就個超級撒雅人，於死無葬身之地之前為香港文化搭橋、鬆綁、擋刀，留下一條生路。那我們會感謝她∕他的壯烈犧牲。 公眾有權知道什麼是文化局 另一邊廂，民間也要小心行事。我深切明白文化藝術界推動香港重視文化政策已經努力多年，但終於得到文化局的同時，不要給人誤會我們只是一個加強版的功能組別，只在業界內討論、急寫政策文件、成立業界團隊向立法會∕文化局發聲，甚至急在政圈走動，準備放人進去各個委員會∕董事會裏。 文化界必須要同時以更大的力氣面對公眾，先從基本手解釋，明確地使公眾掌握文化政策討論的關鍵，掌握為何有文化局作為統籌文化政策的部門如此重要，但更根本地，公眾必須明白行使自己的文化公民權的重要，向政府正面地堅持要得到參與文化政策制定的權利，而不只是停留在恐懼文化局變成意識形態工具而奮起反抗的負面狀態。 譬如文化界可向文化局施壓，指出這反正是個新局，不用學老闆急表現「勁共」能力，首半年先聽老闆說「落區」；不是假諮詢，而是像韓國的李明博總統當首爾市長時一樣，跟民眾一起參與規劃清溪川的工作坊七百多次裏參與了三百多次。 文化局可提供什麼 請文化局真正「落手落腳」跟民眾一起參與規劃文化局的理念、政策範疇、架構等，拿到民主程序的授權後，才細心地做點有水準的事，好不好？文化界與民間團體應堅持下水幫忙的權利，直接使民眾與局方學會一起做事。 文化創意人才培育、資源運用、產業化等政策範疇很重要，會再另行文商討，先說文化公民權最為關鍵。 文化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跟所有生物一樣，需要時間、空間、物質的支持，才能成長。因此，標準工時的爭取是有香港特色的文化公民權裏很重要的一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一個報告說，香港放在文化上的資源世界排名第九，可跟德國媲美，但我們就算有錢也沒有時間去欣賞，我們之所以是沙漠，只因為有閒階級愈有閒，打工階級就愈勞碌，時間也貧富懸殊起來，有人有空買一千塊一張票去看秀，有人沒有閒情的滋潤！就算政府免費給我們全民藝術教育，我們也沒閒暇享用，這就是個文化公民權的問題。 文化空間也是個政策範疇。市區重建，工廈活化，使得文化生產創作空間價格暴升，商場高級化、連鎖化，使得年輕設計家很難開店創業。街道、公共空間、街頭與市集管理邏輯保守，一天街頭表演不「去刑事化」，文化藝術在公共空間與市民接觸就會繼續被箝制。樂活道豪宅建成後，香港大球場被投訴噪音與過度管理以至失去生氣，這問題會否重現在豪宅臨立的西九文化區？天水圍河邊與屯門公園附近的居住用地中產化後，公園裏的基層文化生活如唱歌跳舞放點音樂都被投訴至死，甚至被檢控。 文化局可結合什麼 試問，在擠逼的香港，庶民與藝術工作者表達自由的空間還有那裏？所以文化藝術生產及創作空間的規劃，應該結合工廈、歷史建築∕街區、鄉郊用地、多用途土地、綜合發展用地等的規劃。其實，很多文化藝術創作與生產（包括新興與傳統創意產業），都存在於都市肌理當中，這些空間的保存與改善，必須成為市區重建的重要議題。這也是文化公民權的一部分。 我呼籲大家一起從記憶與生活經驗裏重拾緊的事情，歸納出其文化政策的面向，勾畫一個有香港特色的文化政策範疇，制定第一屆文化局應當優先處理的事情。我們要把在天台搞音樂會被檢控的hidden agenda （ 隱蔽議程） ， 變成public agenda（公眾議程），我們要教懂政府與警察，什麼是文化，跟噪音管理有何分別！我們要一個搭橋、鬆綁、擋刀、為民倡議的文化局！ 作者簡介： 司徒薇， 社區文化關注、西九民間評審聯席核心成員。

挽救、儲存、放映 一部都不能少(訪問法國電影資料館節目總監 Jean-Francois Rauger)

Ming Pao Daily News | 2012-05-06 P08| 救電影 每次讀到法國電影資料館（The Cinemathque Francaise，網頁：www.cinematheque.fr）的季度目錄就羨慕，古今中外五花八門，在巴黎當影癡確實幸福得多。法國電影資料館也是見證歷史的地方，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提倡電影收藏、保育、展覽概念（香港要到2000 年）。六十年代，館長朗瓦（Henri Langlois）被政府辭退，掀起1968 年五月風暴的戰幔。這些故事都收入2004 年的紀錄片《享利朗瓦：電光魅影》之中。電影資料館現任節目總監尚法蘭索瓦羅治（Jean-Francois Rauger）早陣子應電影節邀請來港，到大學談法國電影趨勢、尚雷諾亞（Jean Renoir）電影。本篇訪問中，他談及電影節目策劃，朗瓦的傳奇及世界電影文化核心的轉移。法國五月又來了，這裏每月其實都有零星落索的影展，但什麼時候才有家真正的電影藝術館？寄望西九？訪問及整理:   家明  攝影:余俊亮 問：家明     羅：尚法蘭索瓦羅治 策劃節目如寫電影史 問：看法國電影資料館的節目冊，內容很豐富，你們策劃節目根據什麼標準？ 羅：不全由我負責，是我跟上司Serge Toubiana 一起策劃，他是資料館的總監、影評人，也是現代電影專家，節目由我們一起談出來。標準是混合的，先有欲望，我們想向那些電影人致敬；然後看情，如某導演正好在巴黎推廣新片，辦回顧更容易。若配合兩國文化交流，我們還會得到法國政府多一點資助；好像去年跟墨西哥，我們想放墨西哥的通俗劇很久了，尤其是Roberto Gabaldn 的影片，他在法國較少人認識，那是很難得的機會。 問：當你構思節目時，電影的菲林、數碼版本，會是你考慮的因素？ 羅：數碼在不同層面上都是新議題。首先，我希望放映的電影都是以當年拍攝及放映的格式為準，即多數是35mm。我們會傾向菲林多於數碼，始終菲林及數碼對觀眾接收是完全兩回事。但我們也得務實，若找不到理想的35mm 拷貝，也會用數碼放映，觀眾會知道放映格式的資料。一些較年長的觀眾對35mm有執迷，年輕的一般不在乎。或許有些電影以後都沒菲林了，要放的話還是數碼。 問：你們如何鼓勵年輕觀眾入戲院而不是看DVD或下載？怎樣令他們知道電影院是更好的體驗？ 羅：在電影院看電影後侃侃而談，跟私下在家看是完全不同的經驗。為了吸引觀眾到資料館，要非常好的放映條件。我們的戲院很大，450 個舒適座位，銀幕也大，看闊銀幕影片是很奪目的。這有時很奏效，像去年的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回顧展，所有放映都滿座，觀眾大都看過，但大家都知道在大銀幕看感受不同， 比如《2001 太空漫遊》，你要潛入那太空世界。另一方面，這也牽涉資料館的定位問題，今天很容易看到舊電影、經典片，無論電視或DVD，這是好事，試想像三十年代那些先鋒創辦電影資料館時，根本無法想像有今天。當年資料館的角色是拯救默片，今天的使命已改變，不只是放映舊片或經典，也同時提供指引。現在看電影容易了，但選擇也太多，所以資料館策劃節目，如同寫電影史。為什麼要放FritzLang 的《大都會》？是令人在茫茫電影大海中不致迷失。事實上我也不反對DVD，我自己看很多，我當年發現電影，五成來自電視。我不認為電視、DVD 是對手，資料館做的是別的事情，另外我們也會安排一連串額外節目：講座、討論、大師班。 問：好奇去年《2001 太空漫遊》的放映是70mm還是35mm？ 羅：華納承諾了70mm，事實上我們也有一個拷貝。但到最後一刻，他們不大想用那版本，送來了一個新的數碼復修版。我也傾向放映70mm。 挽救， 購買與放映 問：所以你們也在辦電影、電影史教育。要很周詳的兼顧不同時段及類型？比如這季推廣默片，下季再推出五十年代的電影？ 羅：因為同時有很多不同的回顧，不可能有完整的程式。我們盡量多元化，同一時間往往有不同的歷史時段，或來自不同國家的電影。像這陣子，我們同時在放添布頓（Tim Burton）及黑澤清的回顧，他們都是當代導演。到下周，我們跟另一家法國電影資料館合作，放映一系列默片，三四十年代的電影。 問：朗瓦（Henri Langlois）曾說過： 「我們要挽救、購買一切」（We have to save anything,we have to buy anything），這仍是今天法國電影資料館的座右銘？ 羅：是的，因為你永不知道。所以要在能力之內保留電影的所有，同時也要放映所有。雖然這不大可能，也不是每部電影有同樣的品質，但策展就是要找方法放不同電影。當你向某電影人致敬時，你在說他是個藝術家；但有些電影人不是藝術家，也許只是工匠，有時普通的電影人拍了好電影。所以也要找一個與別不同的角度，若不是致敬，就是某種類型片、主題回顧展，不應只有美學考慮，雖然對我來說那最重要，資料館畢竟是個藝術館，但同時也應有歷史、社會及經濟角度。所以保留及保育一切非常重要，尤其是老電影。過去有電影受影評人忽視，但現在被認為是經典，比如香港功夫片，七十年代曾在法國發行，影評人都嗤之以鼻，我們現在才知道有些是很好的。今天當這些電影再被放映，是我們對香港電影的重新認識。 問：不過「一切」這字眼很嚇人，要投入很多的資源吧。 羅：我們需要錢，我們的八成開支來自政府，兩成來自門票銷售及贊助。我們也要地方儲存影片，（問：倉庫就在資料館內？）不是，在巴黎以外，在一個古老的軍事建設中。我們工作之一，是說服電影製作及發行商、收藏家，把他們的電影存放在資料館，他們沒有義務，所以才要游說他們。這些片還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可隨時拿去，類似是免費倉存。 換來的條件是讓資料館放映這些電影。 問：電影修復的開支也很高昂吧？牽涉的器材及專業人員不少。 羅：是的，但修復也有不同類別。最簡單的是把影片轉換，五十代以前，電影菲林很多是硝酸片（nitrate film） ， 易燃， 所以要轉成其他物料。另一些我們要修復，如修補破損的影像、聲音，或找不同版本比較，找出正確的剪接版，這需要些時間，也涉及一些費用。 傳奇館址及館長 問：資料館由2005 年開始搬到現址，那個由FrankGhery 設計的建築很特別。當年是因為地方不敷應用才搬遷？ 羅：那建築並不是為電影資料館而蓋的，九十年代初本來是一所美國文化中心。但幾個月後他們破產，建築物丟空了。法國政府把它買下來，免費借用給電影資料館。我們想拓展，要更大地方辦展覽，當時在芸芸資料館中我們較落後。法國有歷史悠久的影迷傳統，我們同時也要建立文化形象，更大的空間推廣電影遺產。 問：不過夏佑宮（Palais de Chaillot）的舊館址也傳奇。那裏也曾發生朗瓦被政府辭退的事件，令很多人聲援，上街反對政府，在1968 年…… 羅：1968 年2 月，政府裁掉他的館長職位。朗瓦是策展天才，但他不是很好的檔案管理員，不大擅長處理拷貝及金錢；但政府把他辭退也確實太愚蠢，朗瓦曾經拯救無數電影，他是大導演的好朋友。今天電影能被廣泛認作藝術，即使荷李活、娛樂片，朗瓦其實功不可沒。政府把他辭退後，群眾發起示威，很多大導演如黑澤明都支持他；幾星期後，他得以復位。但問題是，此後政府給資料館的資助減少了。由1968 至八十年代，資料館十分拮据。因為政府被迫投降，他們很惱朗瓦。政府後來成立另一家電影資料館，當初也是為了對付法國電影資料館。法國人本好爭辯。（按：該館成立於1969 年，詳見www.cnc-aff.fr/） 問：那運動對你有什麼啟發？你當時在現場？ 羅：沒有，我還小，運動在1968 年2 月展開。你知麼，到了5 月，有更大型的示威、工人運動，有人說朗瓦事件就是預演，包括對抗政權，反對以戴高樂為首的政府。政府應付電影資料館事件，跟他們應付大大小小的問題一樣，非常野蠻，最後導致人民起義。 電影文化核心東移 問：我們在香港，無論寫文章、在課堂上，總會提到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電影資料館，杜魯福、高達……我們都很嚮往及羨慕。後來世界各地的新電影運動也受法國啟發，包括香港新浪潮。你在資料館工作這些年，有沒有感覺是，自己身處在這個電影文化圈的心臟地帶？ 羅：我可假裝說自己很尖端，但現在不這麼想了。法國創造了很強的電影文化及身分，因為資料館、五十年代《電影筆記》（Cahiersdu Cinma）那批影評人、新浪潮電影人。我想有些東西由法國開始，說來也六十年前了，現在無論好與壞，已擴展到不同國家去，現在很難說法國仍然是電影文化的核心，雖然那裏仍很強。若單從電影製作角度出發，這三十年內在亞洲發生的也許比法國更重要。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有不少很好的電影研究及理論。即使在這裏（香港），你也知道，很多影迷、影評人，他們很清楚今日電影是什麼回事，對電影史很有認識，不斷在想電影的未來。 問：你曾在大學教書。不止一次我聽教電影的朋友埋怨，無論在美國、中國、台灣，還是香港，都說今天學生對默片、黑白電影沒有興趣。你遇到類似的情麼？ 羅：當然。大部分年輕人不知道默片、經典片，相對電影的大工業，那是很小眾的市場，這點我也明白。他們希望看新電影、動作片，在周末去multiplex，與老友、女友看電影，電影本來也是為此而拍。但無論如何得向他們解釋，電影也可以是藝術形式，電影有自身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若肯花時間，誰都可以欣賞默片。我們工作最難的部分，是叫年輕觀眾入戲院，希望他們留下。今天因為科技，什麼都快，只看細小的屏幕、動作場面。錄像裝置藝術也對電影懷疑，你不大需集中；但電影不可能這樣，你要欣賞電影，要留在漆黑空間1 小時30 分鐘。電影可說是全違背新科技的發展方向。但這也是好事，因為看電影的愉悅沒法被取代。朗瓦也說過類似的，在博物館，你可走來走去，像高達的《不法之徒》（Band of Outsiders）在羅浮宮奔跑。但在電影院，要麼看電影，要麼離開，你沒有別的選擇。然若你願意跟電影走，放棄部分自由，最後你會懂得享受。 問：他們願意聽嗎？ 羅：部分人吧。在法國，中學也可讀電影，政府很久以前已鼓勵學生看電影。電影是藝術形式，也是大眾娛樂，有時同時是兩者；有天當我們發現電影只剩下娛樂或藝術，或許是電影本質的末日了，現在言之尚早。課堂之上，永遠有一兩個對電影藝術有興趣。你向年輕人放電影，就好像在泥土播種，或許一兩棵會成長。這些人會渴望看到更多電影、經典。 問：今天的選擇也不同了，六十年代電影是表達的最好方法。現在我們有互聯網，無數的娛樂選擇。電影、電影院對年輕人而言也不是唯一了。我們在課堂上放電影，有些學生總是按捺不住要看手機的小屏幕。 羅：也是。但電影永遠可以展示社會的演化。我覺得電影還沒有滅亡，你不能把展示的功能交給新科技，它跟電影不同。有些喜歡電腦遊戲的導演，他們或會創造出好玩的東西。又如杜琪，他的電影也在處理新科技如互聯網或手提電話。電影展示世界，即使世界在變化，我們永遠需要電影。 必須擁抱所有電影 問：對電影你有什麼特別偏好？類型或導演，當你策展時會感到特別雀躍的？ 羅：可說沒有。首先我覺得，真正影迷會認為電影是獨特的表達方法。可能因為電影太多了，也因為大學創造了部門分工，或電影工業行銷的結果，都慣了把影片分門別類，這是給年輕人的電影，那些是短片。但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擁抱所有電影，這或是行將消失的概念，但我們將繼續，在電影資料館中舉辦形形色色的節目。我的電影品味十分多元，流行電影我也喜歡，不是因為它流行，而是看到有些電影人在類型的界線中游走、創造，有些是很了不起的，跟作者電影一樣偉大。只要在資料館一天，我就用這作為策展的出發點。這也是電影、電影資料館的正統概念。朗瓦也要展示一切。《電影筆記》影評人的主見，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影迷認知：他們說希治閣是作者、藝術家，在之前本來並不明顯，大家只把他看作是大眾娛樂。 問：華語片在過去十多年在法國很受重視，由侯孝賢、楊德昌、王家衛、杜琪到賈樟柯、王小帥，不少人從法國那裏籌得資金拍片。 羅：就是我說亞洲電影的改變。亞洲的新浪潮，如台灣新電影運動、香港新浪潮，中國的獨立導演，以及遲一點的韓國，都很重要。顯示出電影文化的核心轉移到亞洲了。我們為什麼喜歡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因為它們把我們經典的特質及現代感覺組合在一起。電影不是要說什麼，而是展現現實的一種方法，而現實永遠是曖昧的。為了要表達，拍片時你要讓事物發生，不能把什麼都規劃得井井有條。那畫面的構成是複雜的，有很多可能性，這些是從一系列亞洲新浪潮中看到的東西。 問：中國大陸導演的需求更大，他們有些不允許在本國拍片，像婁燁，法國資金為他提供了機會及市場。 羅：那其實是很小的市場，每年法國的亞洲電影市場，其實只佔整體電影收益的百分之一，意思大概是兩百萬歐元左右，是很微不足道的。 問：一個人如何成為資料館的策展人？學院好像沒提供具體的訓練？還是，要做策展，必先是個影迷？ 羅：對，要先是影迷，要知道、看過很多電影，要懂得整理目錄、了解其他的電影資料館，裏面牽涉不同知識。你要愛電影，要不停看電影。我沒有讀過電影研究，我在法律學院念政治。我母親不鼓勵我讀電影，她說那是沒用的、神經的，電影只是給你周末晚上爽爽而已，怎可能找到工作？所以我念別的，但我後來看了很多電影，也遇上了對的人。

文化局任重而道遠(梁立人)

Wen Wei Po | 2012-05-05
A15| 文匯論壇| 頂天立地| By 梁立人 


新政府新設的文化局，所涵蓋的範圍更廣，不但可以提升香港的文化藝術，輔助旅遊業的發展，同時也可以發展電影和電視製作等無煙工業，背靠中國十三億人口市場，其發展潛力是相當可觀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局除了可以發展文化產業，更關係到香港的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其意義之重大，絕對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和評估。
　梁振英當選之後，將原來的三司十二局擴張為三司兩副司十四局，有人認為這將會擴張了政府的架構，增加開支，其實，這只是泛泛之談。三司十二局和三司兩副司十四局只是幾個數字上的改變，並不能說明實質。因為，如果做不成事，那三司十二局也嫌多，若能真的為香港做點事，那就算是分類更細，司局長多一兩個也是物有所值。
　現屆政府推出六大優勢產業，但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梁振英決定將十二個政策局分拆成十四個，其中增設資訊及科技局和文化局。資訊科技本來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由於資訊科技乃當今潮流，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點，自成一局是完全有必要的。至於文化局，所涵蓋的範圍更廣，不但可以提升香港的文化藝術，輔助旅遊業的發展，同時也可以發展電影和電視製作等無煙工業，背靠中國十三億人的市場，其發展潛力是相當可觀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局除了可以發展文化產業，更關係到香港的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和愛國教育，其意義之重大，絕對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和評估。
藝術發展須扎根本土放眼全球
　雖然，歷屆政府都強調會重視香港的文化藝術，但說來說去，不過是資助幾個政府認可的藝術團體，做點門面功夫而已。現屆政府提出發展西九龍文化藝術中心，更是認不清正確的方向。他們遠涉重洋找回來一個老外擔當文化藝術中心行政總裁，只上任5個月便以健康理由辭職。不過，這未必不是好事，如果由一個對中國文化全無認識的老外去管理香港文化藝術產業的運作，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因為，絕大部分的香港人和內地遊客未必懂得欣賞外國的藝術，而外地遊客更不會移船就磡來香港看本屬自己祖家的東西，如果忽略本土文化，去販賣洋藝術，那就如古人邯鄲學步，結果別人的好處學不來，卻連自己的根本也忘了。由此可見，香港的文化藝術，必須扎根本土，放眼全球。事實上，雖然香港的藝術根基不深，但內地有無數國寶級藝術家及具國際水平的表演團體，光是這源泉，已取之不盡，用之不完。
　重新振作發展香港製作的電影和電視劇，應該是文化局的重要任務之一，因為，香港向來有東方荷里活之稱，全盛時期，香港每年的電影製作高達三四百部，電視製作近二千小時，並覆蓋了全世界的華人地區，當年韓國也是香港電視劇的大客，看到今日韓風勁吹，香港被其全面征服，實在令人感到欲哭無淚。如果文化局能肩負起東方荷里活東山再起之責，實在是功德無量。
扶持不足香港影視業每況愈下
　香港人傑地靈，內地雖有十三億人，但論到國際級的明星和幕後人才，卻未必及得上香港這個小地方。由此可見，香港是有發展無煙工業的條件的，問題是特區政府這十多年來沒有盡力扶持，方令香港的影視製作每況愈下，兵敗如山倒。
　第一，特區政府沒有為香港影視製作爭取合理的生存環境和競爭空間，以至製作量倒退至不及十分一，而且大部分還是和內地合作，有香港特色的電影幾乎已瀕臨絕種。
　第二是特區政府目光短淺，他們只看得見電影星光熠熠的風光場面，看不到電視製作是電影人才的培訓基地，他們只肯支持電影發展，卻不重視電視製作，由於近二十年來電視製作不斷萎縮，人才已出現斷層，現時尚存的明星和幕後人才均是七八十年代的產物，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改善，香港電影電視產業必死無疑。
　第三，雖然說，香港也設有扶持電影製作的基金，但由於資金限制太緊，資助條件不切實際，所以這些年來能從中得到資助的人僅聊勝於無而已。相對台灣和韓國，都做得比香港好，台灣的本土電影屢創佳績自不待言，韓國政府遠在1971年，已經建立了電影促進局，在經濟、政策等多方面給予電影產業發展推動和支持，他們為攝製影片和寫作電影劇本提供財政援助計劃，並在提供資金和處理技術問題方面支持電影界人士。
發展文化事業 進行愛國教育
　新一屆政府應調整過去所謂「不資助某一產業」的僵化保守政策，以優惠政策支持電影業。同時透過政府層面改變現時內地對香港影視製作的不合理限制，及利用CEPA政策，鼓勵業界在內地發展。
　利用文化教育去移風易俗，改變世道人心，既可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可以進行愛國教育，提高社會的道德標準，是一舉兩得的好事，然而，反對派將愛國教育視如洪水猛獸，並冠以洗腦的惡謚。其實，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五千年來，中國出現了無數的愛國志士，他們為國家和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為子孫後代立下不可磨滅的楷模。
　愛國教育不是洗腦，而是滌心，讓我們的心靈變得更純潔更高尚，反而，反對派不斷以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去衝擊、取代中國傳統道德觀念，讓時下青年活在一個極為狹隘的天地，視個人利益高於一切，令傳統的道德觀念支離破碎，同時造成了無數難以解決的家庭倫理問題，這才是真正的洗腦。有鑑於此，愛國教育更不可或缺，而且要堂堂正正的推行，以撥亂反正，將誤入歧途的年輕人挽救回來。
　要達成這一艱巨的任務，我們就不能再有任何的猶豫和顧忌，要頂得住反對派的衝擊和對抗，要以熱血去洗刷殖民教育留下的烙印，讓迷途的青年重歸祖國母親的懷抱。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SCAD校長力推 藝術保育與保育藝術 (訪問SCAD創校校長Paula Wallac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2012-05-02 C03| 城市定格| 美國專訪| By 鄭天儀

三年前當來自美國的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Design，簡稱SCAD）取得極具爭議的北九龍裁判法院營運權的一幕，記憶猶新。落敗的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開記者會時義憤填膺，差點淚灑當場；文化界以SCAD 的國際排名質疑其學術水平；平民百姓也看偏它只是上等人的小圈子貴族學校，旨在透過香港往內地吸水。 鞭撻聲迴蕩三年，終於有機會跟SCAD創校校長Paula Wallace會晤，詳談她的教育理念、保育經驗，並且走訪了該校於美國的發源地，看看她為香港帶來的月光，是否特別圓？ Paula Wallace與我優雅地握手後，我便開門見山，問她面對香港不少對SCAD 的批評有何感受。 「我相信了解我們的理念後，大家會愈來愈愛我們。」她使出的乾坤大挪移，也是從容不迫的，猶如喬治亞州的陽光。畢竟，這位藝術學校的校長，是Furman U niversity 的工商管理學系出身，再於Gonzaga University取得法律博士銜頭，游走商業與學術之間，她那複雜的頭腦最懂得拿捏之道。 美國南部古老小鎮Savannah，日間平淡悠閑得無以復加，晚上滿布氣根的鬼樹為這小城添上幾分詭秘。這個在南北戰爭時逃過一場浩劫的南方小鎮對我的唯一印象，僅是二十多年前美國記者John Berendt寫過一本小說叫Midnight in the Gard en of Goodand Evil（有台灣書商翻譯為《善惡花園》），寫的正是發生在Savann ah的一單真人真事兇殺案，據說這書曾經是Savannah的忌諱，當地人只會以「the book」稱之，當然小說被拍成電影後，Savannah也慢慢成為了遊人的新景點。 其實，S a v a n n a h 早於三十多年已被P a u l aWallace看中，作為興建藝術大學的基地，那時這本經典小說還未面世，Savannah只是個名不經傳的小鎮。 縱然Savannah傳聞是北方軍隊獻給林肯的聖誕禮物，1950年左右當地人士奔走呼籲之下，更成立了Historic District，禁止重建、新建破壞景觀，但曾幾何時是了無生氣的。「經濟蕭條加上人口大量外移，我看到很多百年以上的古建築日久失修，古色古香的天花塌下來，窗戶和火爐殘缺不全，好痛心。」酷愛歷史和藝術的Wallace，像在形容一場世紀災難。 監獄活化成校舍 她見這些建築物結構良好，不認為改為豪宅是這些古建築的唯一命運，於是決定想辦法賦予它們重生機會，開始她的保育大計。 1978 年成立S C A D，她漸漸蒐購、重修當地重要建築，將之轉為學校用途。 如今SCAD 已經在downtown令七十幢舊建築「復活」，它對於建築本身的修繕和維護，也獲得許多認可。SCAD的不同校舍、美術館、藝術家工作室猶如7-11分布於昔日的工廠、肉市場、貨倉甚至監獄當中。黃色的校巴穿梭在Savannah的馬路上，這些馬路上鋪的不是柏油，而是古早年代的石塊，故此地仍保留最傳統的交通工具——馬車，但大多是接載遊客罷了。「有居民說笑地建議我索性申請將Savannah改名為SCAD。」Wallace笑言。 兒時志願當鋼琴家的Wallace辦公室也是由一幢古色古香的舊建築改裝而成，裏面放滿了新、舊藝術品，主要是學生送贈，不少學生今時今日的作品已放在MOCA 美術館及成為其他國家的館藏。牆上另一件藝術品出自Marc Jacobs手筆，Wallace 即時笑說：「他捐出藝術品，也成立獎學金，發掘創作人才，人才在二十一世紀是最重要的。」從老友Marc Jacobs講起，是Wallace這位創意校長的辦學理念.. 「我重視的是環球化教育，而我深信藝術是世界語言，我早已為SCAD定位為藝術聯合國（UnitedNations of Arts）。」Wallace 道明為何SCAD 分別在法國Laco ste和香港開設分校，建立不同「個性」（personality）的校舍，Off-Campus Pro gram提供更廣的學習角度，鼓勵學生可以到紐約、芝加哥，以及SCAD-Lacoste法國校區等等遊學，豐富學習經驗，她又支持小班教學，希望每個學生得到老師更多的關注，以及與教師有足夠的交流機會。 Wallace重視交流和學生的國際視野，「De FineArt」當代美術展，是SCAD一年一度的盛事，為期五天的活動，聚集各地著名藝術家、策展人與學者，透過展覽和講座與學生對話。 但我還是不解，香港這個長年被喻為文化沙漠的小城市，何故吸引SCAD在此打下亞洲的地基，校長覬覦的其實是龐大內地市場嗎？據說SCAD一直想進軍中國，曾在北京和上海舉辦招生會。 Wallace沒有否認：「我們也有考慮過新加坡，但最後選址香港，因為香港文創產業蓬勃發展，是環球活動中心，在設計、藝術、形式方面，當然還有商業都是世界知名的，而香港獨有的活力會感染我們的學生。」目前在SCAD 全球分校就讀的學生約有八千多人，涉及四十個主修科目，其中亞洲學生約佔9%，前四名為中國大陸、韓國、香港和台灣。我不禁問Wallace的教育野心有多大？ 「我當然也看到愈來愈多的亞洲學生，希望他們不用遠赴外地接受專業教育，香港的拓展計劃也是為此鋪路，SCAD也許會拓展內地市場，因為在2008年奧運會後，全世界都曉得中國了，同時台灣也很有型(stylish)，有很多有趣的美術館，這些地方我們都會考慮。」Wallace也提到Art HK和西九龍文化區的開發，明顯急需培養大中華區創意產業專才，而在SCAD的董事當中，可見《2011胡潤女富豪榜》上排名第三的企業家陳麗華，她的名字偶爾也出現在Savannah的建築物名牌上。 打造香港成數碼之城 她承認看到內地龐大的教育市場，但不想濫開分校，故會靜候合適的時機。「E-learning發展也很重要，這很符合世界的發展趨勢，我們有畢業了二十五年的學生，現在還在網上大學進修，持續增值（continue education）正是我辦教育最想推動的生活態度。」早在贏得北九龍裁判法院營運權之際，SCAD已強調要「打造成亞洲數碼媒體的主要研習中心」，香港分校重當前亞洲火紅發展最需要人才的新媒體領域，包括動畫、遊戲、動態媒體設計、電影特效、廣告等。香港分校將提供一千五百個專上學位，現時香港約有二百五十名學生，她強調收生不是問題，未來更會增加課程的數目以滿足學生需要。 SCAD於2002年開設法國南部Lacoste分校，2004年開展網路學院(SCAD e-learn ing)，2005 年建立美國亞特蘭大分校，2010 年登陸香港。回憶創校以來，SCAD學生人數從七十人增長至近萬人，從2000年就任校長的Wallace緩緩地想當年。「從前亞洲學生要讀設計或藝術就要出國，現在多了個選擇。」英美名牌學校移船就磡搬來香港是一條新出路，像邱吉爾的母校、著名英國學府Harrow School也是如此。 「藝術靈感來自生活，涉及想像力和創造力，商業上成功的藝術也必須具備這些元素。」Wallace 重視學生的藝術訓練，也重視歷史和語言、文學和音樂全盤教育，在她策劃下SCAD 每年舉辦SidewalkArts Festival、Savannah Film Festival 、InternationalFestival 等活動，同時也拉攏了迪士尼、邵氏電影公司、偉易達集團等多家投資內地的美國企業，與SCAD學生配對合作。 SCAD以年租一元租用七千多平方米的前北九法院十年，提供的藝術設計類學位課程，每年學費約為20萬港元，是本地大學學費的接近四倍，引來外界對SCAD市儈的批評。同時，學校也跟許多商業單位合作，大學本身也建有SCAD商店，專門出售學生和教授的作品。 「我們同時重視推廣和行政教育，幫助學生將喜好變成事業。我把SCAD視作一座橋樑，不只是學生與教育的橋樑，而是學術與商業社會之間的橋樑，令他們成為專業人士。」商科出身的Wallace自然有商人邏輯。 有人批評SCAD的「市場推廣、營銷比教育更出色」，Wallace對此不以為然，她的教學理念之一，是要提早教導學生適應社會，脫離學術的象牙塔和安全網，快人一步訓練學生在商業圈有求生的本能，這位以教學為生意的校長，或許更配得上「人生教練」的稱號。 活化也是一門藝術 「每個地方都有獨特性格，聆聽建築物發聲（listen to the building），它會告訴你它的可塑性和跟周遭環境的關係。」保育專家Bob Dickensheets帶我走在Savannah的舊城區，細訴保育的深層意義，也透過SCAD的不同校舍作例子，講述激活的新思維。不要以為這老外不懂香港，北九龍裁判法院的保育工作他也有份參與，他還熟悉深水每家食肆老店，哪裏的叉燒飯、絲襪奶茶最好，他比老香港還要清楚。 「嚴格來說，在建築史上北九龍裁判法院算不上舉足輕重或貢獻良多，可是它有它的文化價值，就是跟香港的關係。」這是Bob與北九「通靈」後得到的答案。 激活歷史，添上新思維，是Bob作為保育專家最堅持的職業宗旨。 七十項活化工程 來到SCAD第一棟校舍Poetter Hall，是SCAD最早激活的古蹟校舍，它原是一棟軍人武器庫，最初這荒廢的地方被雀鳥侵佔，眼看老房子要被拆卸，SCAD展開了救援行動。現在這建築物成為有型有格的平面設計課程程室和交流天地。 前身是廢墟的SCAD當代美術展的主場地，是去年底落成的SCAD美術館。1996年當時有開發商有意將廢墟買下，將磚塊拆掉作為建材出售。SCAD得悉後，發功保護，他們研究所得，當年南北戰爭時此地曾有軍隊駐紮，而建築物由黑奴手工砌磚做成。SCAD買下土地留下歷史遺跡，改裝成美術館，那些磚頭甚至用於今年De Fine Art的展覽作品，為學生帶來歷史的雙重意義。 至今SCAD搶救了七十棟建築物，它們分布城市各處，學生可以說每天在歷史中求學，教室中隨時是延伸進來的古舊橫樑、老磚頭和舊火爐，PoetterHall門前甚至保存了兩尊大砲。 SCAD的學生中心前身是猶太教堂，新媒體中心的前身是製作棺木的工廠，圖書館之前是百貨公司，SCAD戲院改裝自古舊的電影院等。SCAD不僅在Savannah搶救歷史，也利用這些歷史遺跡，啟發學生的創造力，舊中求新。 SCAD活化北九花費共2.5億港元，保留了法院大部分原貌，例如原囚室、1、2、3、4 號法庭的稱號，斥巨資主要用作保育和翻新，講師講課就在法官判案的位置，學生就坐在旁聽欄，感覺獨特；大堂和梯間的雲石，全部是將原裝的重新打磨，擦出它的本色。Bob說，保育舊建築最重要是鞏固結構，但不能為古建築賦予新的用途，並非活化的最高境界，只是保存一副藏在玻璃櫃的屍首，能令建築物「借屍還魂」本身是一門高深的藝術。 撰文、攝影：鄭天儀ttycheng@hkej.com 部分圖片由SCAD提供